湘军将领中，彭玉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异类”，他一生不求官不求财，始终秉持“以寒士来，以寒士归”的人生格言。同时，彭玉麟也是唯一没有负面新闻的湘军大佬。 这“异类”的性子，早从少年时就定了型。他父亲曾是安徽合肥的巡检，清廉到连给儿子买笔墨的钱都凑不齐，却总说“当官要是为了捞钱，不如去做买卖”。父亲去世后，族人霸占家产，他带着母亲逃到湖南衡阳，靠给人抄书、画梅糊口。有次知府见他字写得好，想招他做幕僚，承诺“跟着我，两年就能捐个官”，他却摇头：“我怕跟着大人学坏了，忘了怎么靠自己吃饭。”这段日子教会他：安稳日子要靠手挣，不是靠官帽换。 后来投了曾国藩的湘军，他更像个“编外将领”。别人打仗盼着朝廷赏顶戴，他打完仗就请辞——安庆之战后，朝廷要授他安徽按察使，他说“我只会治水师，不会审案子”；收复南京后，曾国藩保举他做江苏巡抚，他直接把委任状退了回去，理由是“江南刚安定，我去了怕被地方官当靠山，扰了百姓”。曾国藩急得写信骂他“你这是不给朝廷面子”，他回信说“面子是给活人挣的，不是给官帽戴的”。可真要他做事，他比谁都上心：筹建长江水师时，他带着士兵在江面搭草棚，同吃同住三个月，连船板厚度、炮弹射程都亲自测算；发现有将领克扣军饷，他当场斩了人，把首级挂在船头——不是狠，是他见过穷人家的孩子饿肚子的模样，知道士兵的饷银是家里的救命钱。 他的“不求财”，到了让人咋舌的地步。按湘军规矩，将领能领“养廉银”，他却让军需官把自己的那份全换成粮食，分给沿江受灾的百姓；朝廷赏他的白银，他要么修了书院，要么补了河堤。有次他路过家乡衡阳，族人想让他给子弟安排个水师职位，他带族人去看江边的渔船：“你们看那些渔民，靠撒网能活命；要是进了水师却不会打仗，丢的是彭家的脸，害的是船上的弟兄。”后来他官至兵部尚书，家里还是租住的老房子，母亲留下的旧木箱装着他所有家当——几件旧棉袍，一叠画梅的宣纸。 最难得的是他一辈子没沾过“官场浑水”。湘军将领里，有人买田置地成了豪绅，有人拉帮结派争地盘，他却始终独来独往：既不跟李鸿章的淮军攀关系，也不掺和曾国藩和朝廷的猜忌。有次曾国荃打下南京后，被人弹劾“私藏金银”，曾国藩急得团团转，是他带着水师查了三个月，把缴获的财物清单一条条核对清楚，呈报给朝廷，还曾国荃一个清白——他帮人，从不是为了人情，只是觉得“做事要公道”。连慈禧都好奇，问他“你什么都不要，图什么？”他说“图夜里能睡安稳觉，图见了江里的鱼虾，不觉得亏心”。 他晚年回衡阳画梅，有商人出重金求一幅，他说“我的梅是画给百姓看的，不是换银子的”，却把画送给了守渡口的老兵。老兵后来把画裱在茅屋墙上，说“彭大人的梅，枝枝都硬气”。这硬气，不是装出来的清高，是真见过官场的脏，所以才守着干净；真尝过穷苦的难，所以才不肯占人便宜。 湘军能成气候，靠的不只是能打仗，更有彭玉麟这样的人守住底线。他像长江里的一块礁石，水流再急，也没被冲歪过。这种“异类”，看着孤僻，其实比谁都懂：官帽戴得再高，不如百姓说句“这人不错”；银子攒得再多，不如夜里睡得踏实。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