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男子因婴儿离世获赔88万，律师拿走55万，面对男子的质问反称其“不知感恩”

广州，男子因婴儿离世获赔88万，律师拿走55万，面对男子的质问反称其“不知感恩”，认为没有自己男子最多拿5万。 当韦先生一家还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伤中时，他们未曾想到，本应用于抚慰创伤的88.8万元赔偿款，竟会成为一场新风波的起点。而将这场风波推向顶点的，正是他们一度无比信赖的代理律师邓律师。 故事要从2020年那个寒冷的元旦凌晨说起。韦先生六个月大的儿子突发疾病，咳嗽、发烧、腹泻，焦急的父母连夜将他送往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 然而，凌晨的急诊室显得格外冷清，在漫长的等待中，孩子的病情急转直下。尽管医护人员最终赶来全力抢救，但那个幼小的生命还是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冬天。 孩子的死因被鉴定为“呼吸道异物吸入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最初，沉浸在悲痛中的韦先生将矛头对准了之前就诊的小诊所，经过一番周折，获赔2万元。 但在亲友的提醒下，他意识到，医院在接诊过程中的延误或许才是导致悲剧的关键。于是，在2022年6月，他正式向医院提出投诉，要求为儿子的离世负责。 就在韦先生投诉的第二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来电者正是邓律师，他仿佛对案情了如指掌，言语间充满了自信，声称可以帮韦先生打赢官司，并且“先办事，后收费”。 对于当时求助无门的韦先生来说，邓律师的出现如同一根救命稻草。当被问及赔偿期望时，韦先生的心理预期是二三十万元。邓律师当即表示“没问题”，并拿出一份《咨询合同》让韦先生签署。 这份合同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它约定，邓律师为韦先生提供300小时的法律咨询服务，而韦先生所获赔偿款中，超过23万元以上的部分，将全部作为邓律师的“咨询费”。 当时的韦先生并未多想，他认为赔偿的总金额大概就在二三十万，能为儿子讨回公道，拿回20多万，剩下的给律师作为酬劳，似乎也合情理。 两年后，案件终于有了结果。邓律师通知韦先生去银行办理转账。在银行里，邓律师操作着转账，并告诉韦先生，医院一共赔了79万，自己拿54万，给他留下25万，还“多给了2万”。 这个数字让韦先生起了疑心，他当场要求打印银行流水，而流水单上的数字让他大吃一惊：赔偿款总额赫然是88.8万元，其中，55.5万元被转入了邓律师的账户，而作为逝者家属，他自己最终只拿到了33.3万元。 “我儿子的血泪钱，凭什么他拿大头？”韦先生既愤怒又心寒。 面对质问，邓律师却理直气壮，他怒斥韦先生“见钱眼开”、“忘恩负义”。“如果不是我，他最多拿5万！我把医院的责任从次要打成主要，才多拿了二十多万，这都是我的功劳！ 他坐享其成拿33万还嫌少？”邓律师认为，这55.5万是他利用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辛苦换来的，拿得问心无愧。 最终，协商无果的韦先生，将邓律师投诉至广州市律师协会。在舆论压力和律协的介入下，邓律师最终做出了让步，同意退还39万元代理费。 这起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律师“风险代理”收费模式的激烈讨论。邓律师的行为，究竟是“按约办事”，还是早已越过了法律的红线？ 邓律师与韦先生签订的《咨询合同》，其核心条款是将“超过23万的赔偿款”作为报酬。 这种收费方式与服务时长（300小时）无关，而是与案件最终的判赔结果直接挂钩，这完全符合“风险代理”的特征。 邓律师以咨询合同之名，行风险代理之实，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规避国家对风险代理收费的严格限制。 根据中国司法部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而在一些涉及人身伤害赔偿的案件中，部分地区的指导意见甚至更为严格。例如，很多地方规定，此类案件的风险代理费上限为赔偿总额的18%-20%。 在本案中，赔偿总额为88.8万元，邓律师拿走55.5万元，收费比例高达62.5%！这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30%上限，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 根据《民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合同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无效。因此，该天价收费条款自始无效，邓律师无权获取超出法定上限的费用。 律师作为法律正义的守护者，其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利用信息不对等和当事人的困境牟取暴利。 尤其是在人身损害赔偿这类案件中，赔偿款是用于弥补受害者及其家属身心创伤的“血汗钱”。 邓律师利用韦先生的悲痛和法律知识的匱乏，设下合同圈套，试图攫取远超合理范围的报酬，这是典型的“吃人血馒头”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声誉和公众对法律的信任。 最终，广州律协的介入让韦先生挽回了部分损失，但这起事件敲响了警钟。 它警示所有寻求法律帮助的普通人，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务必仔细阅读条款，对不合理的收费比例要敢于质疑。正义不应成为天价的商品，法律的温度，更不该被冰冷的金钱所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