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后，她的秘书赵炜向中央提出了四个要求。然而，中央回应称：“即便我们同意，人民也不会同意！”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邓颖超留下的要求很简单：不举行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设守灵，骨灰直接撒入天津海河，赵炜低声读完，房间里的气氛凝滞得像凌晨的冷空气。 组织成员都清楚邓颖超一生要求极少，唯独对丧事有着近乎固执的低调态度，可越是明白，心里的为难越强烈。 中央领导轻轻放下文件，心底浮现的都是关于邓颖超走过的八十八年，邓颖超190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父亲早逝，家中无力供养，母亲邓良玉靠行医和授课维持生计。. 幼年的邓颖超，常常在母亲课桌下背书，听母亲为学生讲古文，听母亲在夜晚为病人煎药，家庭的清贫与坚忍，在邓颖超心里埋下了不为自己活的种子。 1919年，年仅十五岁的邓颖超参加五四运动，站在天津街头带领女学生游行，喊出“打倒帝国主义”，那一年，邓颖超的眼中第一次看见了周总理。 那时，周总理已是觉悟社的核心，负责秘密印刷、策划罢课与游行，邓颖超参加社团工作，协助整理情报资料，两人常常在昏暗的灯下伏案工作到深夜。 1925年，邓颖超与周总理在广州登记结婚，只有几位同志见证，婚后不久，北伐战争爆发，邓颖超随周总理转战南昌、武汉、上海。 1935年，邓颖超在长征途中病情加重，身体极度虚弱，行军途中昏倒多次，红军到达陕北后，邓颖超住进保安红军医院，休养数月。 康复后，邓颖超立刻投入到妇女工作，组建抗日救亡妇女会，培训妇女干部，推广识字教育，推动婚姻自主。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1976年周总理病逝，临终遗愿是骨灰撒入江河，不建墓，不立碑。 邓颖超亲自执行，将骨灰撒入黄河，并保留了周总理的骨灰木盒，此后十六年，邓颖超始终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房内陈设几十年未换，沙发皮面龟裂，书桌抽屉缺了拉手。 邓颖超从不允许工作人员为她添置新家具，连洗漱盆都是旧铝盆，每日清晨，邓颖超准时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午饭为稀饭、咸菜，晚餐不过一碗面条。 中央警卫局多次申请改善她的膳食，都被婉拒，邓颖超与周总理无子无女，周总理曾说：“革命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从不为私事求情。 周总理去世时，银行存款不足三千元，绝大多数用于资助烈士遗孤、帮助工友，邓颖超也延续了周总理的习惯，办公室抽屉里常备两条手帕与一个缝补盒，衣服开线自行缝补，旧袜子织补到无法再穿为止。 1992年7月，邓颖超病危，叮嘱赵炜将她与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留好，嘱托骨灰撒入天津海河，赵炜含泪记下这些遗愿。 邓颖超离世后，中央领导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遗愿执行方案，会议中，组织成员提出邓颖超的身份已不是个人，而是国家象征。 若不举行追悼会，人民没有机会告别；若不安排遗体告别，群众没有情感的释放口；若不守灵，党内干部、老战友、国际友人将无从表达哀悼与敬意。 中央最终拍板，追悼会必须举行，遗体告别必须安排，守灵由工作人员轮值，骨灰撒海河的愿望则全力保障。 7月17日，西花厅布置成简朴灵堂，黑纱绕柱，白色帷幔垂地，正中央摆放邓颖超遗像，遗体覆以党旗，周围没有奢华花圈，只有一排排普通百姓献上的白菊花与康乃馨。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赵炜依照邓颖超生前嘱托，将骨灰装入周总理的旧木盒，亲自押送至天津，赵炜捧起骨灰，倾入河中，骨灰随水散去，逐渐消失在河面下，岸边只剩下空木盒，沉默地躺在赵炜脚边。 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站在赵炜身后，目光追随骨灰散去的方向，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明白，邓颖超没有留下任何可供祭奠的墓碑，却将一生都留给了人民。 组织当初拒绝邓颖超部分遗愿，并非违背，而是另一种尊重，人民需要一个告别的机会，去确认那个时代真正结束了。 周总理去世时，万人空巷，铁路沿线群众列队送别；邓颖超去世时，悼念的队伍同样看不到尽头。 在邓颖超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旧保持着克己与清明，放下了个人，放下了生死，也放下了所有属于她的东西。 西花厅的追悼会结束后，灵堂撤去，帷幔卷起，桌椅恢复原位，花坛里盛开的百合仍在风中微微摇摆，那个曾经在这里伏案写作、批阅文件、与周总理并肩度过无数昼夜的老人永远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