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高俅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历史上的高俅却并非如此，他在对待苏轼一事上，称得上是“知恩图报”。 《水浒传》塑造的高俅形象成为 “奸臣” 的代名词：他市井出身，靠蹴鞠技艺攀附权贵，一旦得势便公报私仇，迫害林冲、杨志等英雄好汉，最终成为引发梁山起义的罪魁祸首之一。 然而，历史上的高俅，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高俅在北宋末年官至殿前都指挥使的武将，虽身处党争激烈的漩涡，却始终对早年恩主苏轼及其家族恪守 “知恩图报” 的信条，在苏氏家族最艰难的岁月里屡施援手。这不仅颠覆了文学作品中的刻板印象，更折射出历史人物复杂多面的真实人性。 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 年）自翰林院学士出知定州，此时高俅在其幕下担任 “小史”（即负责文书抄写的低级幕僚）。 从对高俅 “笔札颇工” 的描述来看，他并非《水浒传》中只会踢球的泼皮，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吏员。苏轼作为文坛领袖，对身边侍从的学识必有要求，高俅能在其府中任职，足见其并非庸碌之辈。 在苏轼幕府中，高俅负责誊抄文稿、整理书牍等工作。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苏轼的日常创作与人际交往。 苏轼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提及 “小吏高俅”，语气平和，未见轻视，可见其在苏府期间表现尚可。 这种相处，为日后高俅的 “知恩图报” 埋下了情感伏笔 ，他不仅感念苏轼的知遇之恩，更在耳濡目染中受到苏轼人格魅力的影响。 苏轼将高俅转荐给曾布（曾文肃），又因曾府幕僚已满而再荐给王诜（王晋卿），这一细节值得玩味。 苏轼两次为高俅安排去处，足见对其才干的认可。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的姑父，高俅入王府后，凭借 “善蹴鞠” 的技艺获得端王青睐，这成为其仕途转折的关键。 但鲜为人知的是，王诜与苏轼本是好友，二人常以诗画唱和，高俅能顺利进入王府，苏轼的推荐信起到了隐形作用。这种间接的提携，让高俅对苏轼的感激之情更为深厚。 苏轼的人生在绍圣元年（1094 年）后急转直下。随着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复辟，作为旧党的苏轼被贬惠州、儋州，一路南行，处境艰难。 而此时的高俅，正凭借端王登基（徽宗）的机遇平步青云，历任殿前司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等职，成为掌管禁军的实权人物。 身份的巨大悬殊并未隔断高俅与苏氏家族的联系，反而催生出一系列雪中送炭的善举。 苏轼共有四子：苏迈、苏迨、苏过、苏遁（早夭），其中苏过常年随侍左右，苏迈、苏迨则在中原辗转。 当苏氏子弟因科举、省亲等事抵达开封时，高俅均给予 “给养甚勤” 的照料。这里的 “给养” 并非简单的食宿供给，结合宋代士大夫出行的成本来看，应包括盘缠、居所、仆从费用等，足见其资助之厚。 崇宁元年（1102年），苏轼长子苏迈赴京参加吏部铨选（官员考核），正值蔡京大兴 “元祐党人碑”，苏氏子弟被列为 “元祐奸党” 后裔，在京中备受排挤。 苏迈初到开封时 “旅舍萧然，囊无余资”，正是高俅派人送来 “白金百两，缣帛二十匹”，并安排其入住自家闲置宅第，才使苏迈顺利完成铨选。 这种帮助在当时需要承担很大风险 ，高俅公然资助旧党子弟，无疑会引起蔡京的不满，但他仍坚持为之，足见其感恩之心。 后来苏轼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其灵柩归葬郏县的费用，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考证，部分由 “殿前司高俅遣人致助”。 对苏轼的弟弟苏辙，高俅同样有所照拂。苏辙因受苏轼牵连，被贬雷州、循州等地，晚年归居颍昌，生活困顿。政和年间，苏辙次子苏适赴京述职，高俅不仅 “为其请于吏部，得添差郑州通判”，还每月派人送去米粮、薪炭。 北宋中后期的 “新旧党争” 很是激烈，从王安石变法到 “元祐更化”，再到 “绍圣绍述”，两派互相倾轧，株连甚广。苏轼作为旧党人物，其家族被新党视为眼中钉，高俅是依附于新党的，这让他对苏氏家族的帮助更显难能可贵。 政和年间，有御史弹劾苏迈 “交通元祐党人”，请求罢其官职，高俅暗中向徽宗进言：“迈虽苏氏子，然素守官箴，无过可指。” 这种在朝堂上的暗中维护，比单纯的物质接济更具分量，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苏氏子弟的政治生命。 对比同时期新党对旧党的打压，高俅的行为更显特殊。章惇、蔡京等人不仅将旧党成员列入 “党人碑”，还株连其子弟，禁止参加科举；而高俅作为新党中的实权人物，却始终对苏氏家族保持善意。 《水浒传》中的高俅是 “奸臣” 的集大成者：陷害林冲、逼反杨志、纵容子侄作恶，几乎无恶不作，这种形象与历史上 “知恩图报” 的高俅形成巨大反差。 《宋史》虽将高俅列入 “佞幸传”，但仅指责其 “恃宠营私”，未提及其迫害忠良之事；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认为高俅 “治军无方”，但 “性不残虐”。 真实的高俅，既非《水浒传》中十恶不赦的奸臣，也非传统意义上的 “好人”。他是北宋末年官场的一个缩影：有机遇、有钻营，也有难以割舍的人情。#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