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苏联醉酒向毛主席检讨，主席：如果是我，就跟他们比辣子 “1954年1月2日清晨，您真的还要去答谢宴？”张闻天推门而入，声音不高却透着担忧。昨夜的莫斯科零下二十度，周恩来刚从机场回到住处，整整谈了八个小时的备忘录，嗓音已微哑。周恩来抬手示意：“赫鲁晓夫亲自张罗，总得露面。” 抵达宴会厅时，苏方的伏特加早已摆满长桌。对莫斯科官员来说，酒是最快的寒暄方式，而对有肝脓疡旧疾的周恩来，却是不得不接的挑战。开席不到十分钟，赫鲁晓夫先干下一整杯，再连敬三轮，气氛瞬间被灼热的酒精点燃。周恩来一一碰杯，仍维持着惯有的从容，甚至讲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笑谈，逗得对方频频鼓掌。可当第五轮开始，他的手心已见汗，面色转白。张闻天刚想拉他坐下，周恩来脚下一滑，俯身呕吐，玻璃杯叮当作响。苏方高层一时手足无措，只得连声道歉，宴会草草收场。 周恩来休养了一天才登机回国。一落北京，他没先回中南海，而是直奔西郊机场专用电话，向毛泽东做汇报。末了，他略显歉意：“主席，这回我喝多了，差点坏事。”电话那头沉默几秒，传来一阵爽朗笑声：“重庆那回你也喝多，照样挡下他们的连珠炮。这点酒算不了啥。” 毛泽东向来不爱饮酒，自青年时期便认定“喝酒误事”，但他深知外交场合很难完全推掉。于是，他给周恩来支了招：“要是我，可不陪他们对酒，改比辣子。辣椒是湖南人拿手的‘暗器’，他们准扛不住。”电话挂断，周恩来笑着摇头，却把这句玩笑记在心里。 其实，辣椒计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49年初，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飞到西柏坡，想一探解放区虚实。欢迎宴上，中方摆出的不过家养土鸡、河鱼、粗粮酒，条件简朴得让米高扬愣神。开席不久，他举着汾酒玻璃杯连灌数口，摆明要在酒桌上试探毛泽东的“战斗力”。毛泽东顺势提议：“干一杯，配一根辣椒，谁先停谁输。”米高扬自恃海量，爽快答应。第一根下肚，他嘴角就抽搐；第二根还未咽下，额头已冒汗。毛泽东却像嚼青菜，一根接一根，把辣椒蒂整齐码在碟子上。喝到第七杯时，米高扬眼神飘忽，索性认输。后来斯大林听说此事，开玩笑让米高扬“下次带奶油再去”，可再无人敢在辣椒上较真。 辣椒之外，毛泽东对苏方另有一手“活鱼战术”。1950年底，他访莫斯科谈贷款。苏方宴席讲究鲟鱼鱼子酱，一旦鱼身不新鲜，他们自己也弃之不用，却没料到中国代表团同样挑剔。毛泽东吩咐厨师：“要是死鱼，一概倒掉。”几天后，苏方送来冰冻鱼，被厨师扔进垃圾桶。消息辗转传到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哭笑不得：“这位东方朋友口味真刁。”其实毛泽东平日粗茶淡饭，那回只是顺带让对方体会一下“礼尚往来”。 再回到1954年。周恩来检讨之后，身体仍显虚弱，却没耽误一件大事——四个月后的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美英代表团也惯用“酒桌外交”，每晚鸡尾酒会不断。周恩来汲取莫斯科教训，礼貌碰杯即止，随即把精力投注到休会间隙的走廊磋商。英国代表艾登事后回忆：“这位中国总理即便不喝，也能把每句话说到对方痛痒处。”日内瓦最终达成在印度支那停火的框架，中国首次以五大国身份参与解决国际争端，周恩来高招频出，与莫斯科那次醉酒形成鲜明对照。 纵观周恩来一生，他并非不会喝，而是极少让酒影响判断。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1945年重庆谈判。那时各路政客轮番敬酒，毛泽东酒量有限，周恩来干脆“贴身护驾”。他先退半身让毛泽东发言，端酒时又挤到前面挡酒，一晚上灌下去几十杯，不丁点失态。《中央日报》记者感叹：“一个周恩来，对得起十个外交部长。” 毛泽东偶尔破禁，也是情到浓时。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打完的通宵，司令部仅有半斤散装白干，他却要同朱德、刘伯承对饮；朝鲜战争前夕，他为彭德怀壮行，连干三杯绍兴黄酒，动情请老彭带儿子毛岸英随军。毛岸英牺牲后，他再见黄酒，已是给女儿李敏的婚礼。那天他端起杯子，说了句：“小李长大了，我放心。” 从莫斯科的醉酒检讨，到湖南辣椒的妙计，再到日内瓦的周旋，酒桌表面看似花絮，却折射新中国领导人处理外交的软硬张弛：能喝时挡得住，不能喝时找办法；吃得了粗茶，也端得起满汉，全凭一份胸有丘壑的底气。几杯酒、一盘辣椒，背后是国家利益的较量，也是个人承受力的考验。周恩来那次醉倒，的确让同事担心，却也让后来者意识到：在巨大的国际压力间，身板比酒量更要紧，而应对之道，从来不只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