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山盐划界”是国际史学界公认的学术成果。 也为1962年中印冲突的解决，作出了卓越贡献。当时，伟人让外交部去广州找几乎双目失明的陈老先生。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战火在青藏高原燃起。双方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对峙，边境线条模糊，各执一词，谈判陷入僵局。如何界定这条山河之间的边界，成为最棘手的问题。 北京很快意识到，需要一个既有历史依据又有地理合理性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必须经得起国际法与现实政治的双重考验。 这时，一个名字被反复提起——陈寅恪。 彼时的陈寅恪，已年逾七十，身体羸弱，双目几近失明。常年卧居广州中山大学宿舍楼的书斋中，鲜少露面。但在学术界，他是公认的巨擘；在边疆史、民族史、唐代地理、吐蕃关系方面，更是几乎无人能敌。 他曾提出一个划界思路，叫“山盐划界”。简单来说，就是以山脉走向与古代盐道重合处，作为历史实际控制线。此说源于他对《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的长期研究，又结合了吐蕃与唐宋交界地带的物资流通路线、部族分布与军事据点，推演出一条古代政权实际边界。 这条线不依靠抽象坐标，也不单纯按山岭分割，而是用“谁控制盐道，谁控制边地”的历史逻辑，拉出一条极具说服力的边境方案。 外交部得知此法后，马上汇报。伟人拍板，派人亲赴广州登门求助。 那是一个夏末的下午，广州湿热未退。外交人员带着地图、资料、报告，敲开了中山大学的旧式木门。陈寅恪躺在藤椅上，屋里光线暗淡，书堆如山。听完来意，他沉默良久，缓缓点头，说：“拿纸笔来，我讲，你们记。” 他用极缓慢的语速，口述山盐 划界的来龙去脉。哪座山脉为界，哪条盐道为何重要，哪个部落在哪朝时曾经属谁，他如数家珍。一张张草图在助手手中勾勒出来，最后整理成一份正式的“边界逻辑草案”。 这份草案被带回北京，送进决策层。几个星期后，在日内瓦与新德里之间的外交谈判中，中方代表首次提出“山盐原则”，对方一时无从反驳。 它不是割地图，而是讲道理。既讲历史控制，也讲自然阻隔，还讲物资流通。逻辑扎实、依据充分，争取到了关键的谈判缓冲。 后来冲突虽以军事结束，但这套“ 山盐划界”的思想，在后来的边境谈判中多次被提及。学术界更将它视为历史地理学对国际现实政治的重大介入案例。 对陈寅恪来说，那是他晚年最意外也最实用的一次“发言”。没有讲坛，没有稿纸，没有出版，只有口述与记笔。学术的高度，投射进现实的困局，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力。 这件事也印证了一个古老的道理：当政治走进死角，有时候，真正的出路，藏在那些静默而沉深的学问之中。即使说话的人已看不见光，他的思想，仍能照亮一段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