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名国民党中将跟随红军走完长征，谁知等到了延安，毛主席却对他挥了挥手，告诉他“你回去吧，”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一门拆成零件的旧山炮，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角，它没有金属光泽，油漆也早已剥落，但参观者总会驻足，想知道它背后发生了什么，讲解员会告诉他们，这门炮跟着红军长征过雪山、走草地，是由一个国民党中将亲自带队维护的，这个中将的名字，叫张振汉，他的故事，就像这门炮一样，历经风霜，却从未失声。 张振汉出身保定军校，是典型的正规军人，学的是炮兵专业，精通测距、弹道和火力配置，他所在的第四十一师是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之一，配有少量山炮，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山区，算是装备齐整、训练有素的一支劲旅，1935年春，他奉命率部进入湘西地区，执行“围剿”红军的任务。 当时红军刚刚完成战略转移，正在湘鄂川黔交界地带修整，张振汉的部队一路推进到忠堡附近，准备合围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然而，红军早已洞悉了国军的行军路线，在山地中布下伏击圈，山道狭窄，地形复杂，红军主力从三面合围，断其退路，封其增援，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第四十一师几乎被全歼，张振汉在指挥部遭炮击时受伤，随即被俘。 被押往红军指挥部时，张振汉并未低头，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他是国民党军的中将师长，是“剿共”作战的主力指挥官，按当时的战场惯例，被俘后凶多吉少，他拒绝接受治疗，拒绝进食，一心等待命运的审判。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红军没有羞辱他，也没有审讯他，而是安排人照料他的伤口，送来干净衣物，给他安排了单独的住所，这种待遇，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中极为罕见，张振汉开始警觉，也开始观察，他发现红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却仍愿意在紧张的物资中为一个敌方将领留出空间，这让他感到震惊。 几天后，他被允许自由活动，还被分配了一匹骡子用于行军途中乘坐，这匹骡子不仅驮着他，也成了他与红军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红军对他的态度没有因为他曾是敌人而有所保留，反而有意识地安排他参与一些军事讨论，一次红军在山地作战中缴获了几门日制山炮，但没有专业人员懂得组装和调试，张振汉主动请缨，花了两天时间，带着几个青年战士重新拼装火炮，还现场演示射击技巧，成功命中目标。 这次演示让红军对他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仅懂得技术，还能讲授理论，红军当时正在组建自己的军事教学体系，极度缺乏系统化的战术教员，张振汉被邀请为红军大学授课，讲授《炮兵应用》《阵地战术》等课程，他用最通俗的方式，把复杂的理论转化为士兵能听懂的语言，他讲解如何在山地中选择炮位，如何用树枝和石头代替测距仪，如何在缺乏弹药的情况下提升火力效果。 张振汉没有保留，他把自己在保定军校学到的一切都教给了红军战士，他在行军途中用骡子驮着沙盘模型、炮兵图表和自制的测距工具，走到哪里教到哪里，他还会在晚上点着马灯，把战术图解挂在帐篷里给战士们讲解，有时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战士们开始亲切地称他为“张老师”。 长征开始后，他原本不在随军名单内，但因为担任教员并具备特殊技能，被特许同行，他成了整个长征队伍中身份最特殊的一员，他没有穿红军军服，也没有加入党组织，却被安排在战斗核心区域，参与作战部署，甚至被征询对突破战术的意见。 过草地时，他所在的小队粮食断供，他主动把自己的干粮分给背沙盘的战士，还亲自背起教具，徒步涉水，一次，队伍在翻越雪山时遭遇暴风雪，他和骡子一起滑下冰坡，被十几个战士用绳索救起，他的手在雪地中冻伤，但他坚持行走，甚至在伤未痊愈时继续授课。 长征途中，张振汉不仅是一个教员，更是一个见证者，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如何用身体护住火种，如何在弹尽粮绝时仍坚持行军，他记录下这些细节，常在夜里写笔记，有时只是寥寥一两句：“今天看到一个战士背着两人走了四十里，脚上全是血，”这些记录多年后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张振汉也走到了长征的终点，他没有被宣传，也没有被授勋，他仍是一名国民党将军，却在红军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延安方面考虑到他特殊的身份和对革命的理解，决定让他离开，安排他回到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他接受了这个决定，带着一部便携电台和一笔经费，悄然离开延安。 回到国民党控制区后，他一度被软禁，甚至面临死亡威胁，最终，是他的旧部和夫人四处奔走，才让他得以保命，他没有再回军界，却在抗战爆发后主动请缨，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他将红军时期看到的群众动员经验，带入国军部队管理中，使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