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徐雯波18岁，嫁给了她闺蜜的爸爸张大千，那会儿张大千已经48岁了。新婚那天晚上，徐雯波害羞又有点开心，脸红着叫了一声“伯伯”。张大千直接说：“别叫我伯伯，叫我千哥。”
1947年秋，成都金牛坝的一座老宅里，夜色如墨，烛光摇曳。18岁的徐雯波身披红色嫁衣，站在新房门口，手指轻轻攥着衣角，心跳如鼓。她抬起眼，望向对面那个蓄着长须、眼神深邃的男人——48岁的张大千。她低声唤了句“伯伯”，声音带着少女的羞涩。张大千笑了，缓步走近，轻轻握住她的手，声音低沉却温柔：“别叫伯伯，叫我千哥。”
这一刻，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烛光映照着两人身影，像是画卷里定格的一瞬。他们的婚姻，注定要在世人的议论和时间的考验中，书写一段传奇。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少女和一个画坛巨匠走到了一起？这背后的故事，又藏着怎样的波折与深情？
1943年的成都，战火的阴霾笼罩着城市，街头巷尾弥漫着不安的气息。14岁的徐雯波，寄居在姑母家中，偶然结识了同窗好友张心瑞。她得知心瑞的父亲正是名震画坛的张大千，内心燃起一股无法抑制的崇拜。那时的张大千，已是声名赫赫的国画大师，他的泼墨山水和工笔仕女图，早已让无数人叹为观止。徐雯波央求心瑞带她去张家一睹大师风采，尽管心瑞警告父亲作画时不喜被打扰，她还是鼓足勇气敲开了那扇画室的门。
推开门的一瞬，阳光从窗棂洒进，落在张大千面前的画案上。他正挥毫勾勒一幅《荷花图》，笔尖在宣纸上轻点，墨色晕染出一片清香。徐雯波屏住呼吸，目光被画卷吸引，忘了开口。张大千抬头，看到这个清秀的少女，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露出笑意。他放下笔，主动带她走近画案，细细讲解笔法与意境。徐雯波听得出神，忘了紧张，只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种魔力，仿佛能将画中的世界带到现实。
从那天起，徐雯波成了张家画室的常客。她站在一旁，看张大千作画，偶尔递上纸墨，静静聆听他讲述唐宋画风或敦煌壁画的奥秘。她的聪慧与热情让张大千刮目相看，而她眼中的崇拜，也悄然点燃了他心中的火花。
1947年春，日军空袭成都，警报刺耳地响彻街道。人们慌乱奔向防空洞，张家大宅却因地处偏僻，附近没有公共避难所。就在张大千和女儿心瑞焦急无措时，徐雯波冒着危险跑来，气喘吁吁地说：“张伯伯，我姑母家有私人防空洞，快跟我走！”那一刻，她的眼神坚定而温暖，像是一束光刺破了乱世的阴霾。
狭窄的防空洞里，空气潮湿，烛光昏暗。徐雯波陪着张大千父女，细心安顿他们，还不时端来热茶和简单的饭食。在那几天的朝夕相处中，张大千发现，这个18岁的女孩不仅有少女的灵动，还有超乎年龄的沉稳与体贴。
空袭结束后，张大千再也无法忽视内心的悸动。他握住徐雯波的手，郑重地说：“雯波，我想娶你。”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湖心，激起层层涟漪，也将两人推向了风口浪尖。
他们的恋情如同一场风暴，席卷了家庭与社会。徐雯波的姑母怒不可遏：“他比你大30岁，还有三房妻子，你怎么能嫁给他？”张心瑞更是无法接受，自己的闺蜜竟要成为“后妈”，她气得离家出走，甚至扬言断绝父女关系。张大千的第二夫人黄凝素，早已因感情淡漠而分居，得知此事后彻底爆发，登报宣布与张大千离婚，索要了一笔巨额赡养费和多幅画作。
社会上的流言更是铺天盖地，有人嘲笑张大千“老牛吃嫩草”，有人质疑徐雯波“贪图名利”。面对这些，徐雯波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她对姑母说：“我爱他，年龄不是问题。”为了说服家人，她甚至谎称自己怀了张大千的孩子。最终，姑母无奈妥协，1947年秋，两人在成都金牛坝的旧宅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新婚夜，她羞涩地唤了声“伯伯”，张大千笑着将她拥入怀中：“叫我千哥。”这一声“千哥”，成了他们此后36年婚姻的亲昵称呼，也埋下了他们共同面对风雨的誓言。
婚后，徐雯波不仅成了张大千的妻子，更成了他生活与艺术的支柱。1949年，时局动荡，张大千决定离开大陆，带着徐雯波和女儿心沛飞往台湾。他们的儿子张心健，出生仅7个月，因机票有限，只能托付给装裱师傅抚养。
从台湾到香港，再到印度、阿根廷、巴西，徐雯波始终陪伴在张大千身旁。但巴西的生活并非总是诗意盎然。张大千身患糖尿病，视力日渐衰退，经济压力也因建园和接济亲人而加重。徐雯波默默承担起一切，从不抱怨。她还展现出惊人的“大度”，对张大千与日本女子山田喜美子的短暂情愫选择包容，甚至为山田购买礼物，以维护家庭的和谐。
1976年，张大千因思乡心切，带着徐雯波定居台北外双溪的“摩耶精舍”。这里成了他们晚年的归宿。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因心脏病去世，临终前，他将90%的遗产留给徐雯波，感谢她一生的陪伴。
徐雯波在张大千去世后深居简出，偶尔面对友人询问，她只淡淡地说：“我这一生，因他而圆满。”她于2010年在美国去世，结束了她与张大千跨越36年的传奇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