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967年10月17日，北京的秋风萧瑟，医院里一间病房传出低沉的叹息。61岁的爱新觉罗·溥仪，曾经的宣统皇帝、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因肾癌溘然长逝。病床边，他的妻子李淑贤握着他的手，泪水模糊了视线。病房外，家人面面相觑，心中却有一个更大的疑问在盘旋：这位身份复杂、命运多舛的末代皇帝，死后该如何安葬？是按皇帝的排场，还是普通公民的简朴？这个问题，像一团迷雾，笼罩在所有人头顶。
溥仪的去世，仿佛掀开了一本尘封的历史书。他的身份，从三岁登基的皇帝，到辛亥革命后的逊帝，再到伪满洲国的傀儡，最后摇身一变成新中国的普通公民，堪称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剧。1967年的中国，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皇权早已成为过去，殡葬改革推行火化，讲究平等。可溥仪的特殊经历，让他的安葬成了一道难题。
家人围坐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低声说：“好歹是皇帝，骨灰总得有点体面吧？”另一个声音反驳：“现在都讲人人平等，皇帝又怎样？还不是得跟大家一样火化？”争论无果，气氛凝重。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当时家里人完全没了主意，“这事太大，我们处理不了，只能上报国家。”于是，这份烫手的难题被送到了国务院，摆上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
周总理接到消息后，陷入沉思。溥仪的安葬不仅仅是个人后事，更牵涉到新中国的形象和历史态度。如果按皇室规格厚葬，难免让人觉得新中国还在搞特殊化；可若完全按普通人处理，又似乎抹杀了溥仪那段特殊的历史。周总理的决定，既要体现公平，又得顾及历史的分量。最终，他拍板：溥仪遗体火化，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这一决定，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
1967年10月18日，八宝山殡仪馆里，溥仪的遗体被送入火化炉。整个过程低调得近乎冷清，没有仪仗，没有哀乐，只有一只朴素的骨灰盒，上面刻着“爱新觉罗·溥仪”。骨灰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安静地摆放在一格格格子间，与其他人的骨灰并无二致。这里曾是明清太监的安葬地，如今却成了革命英雄和国家栋梁的安息之所。溥仪的骨灰被安置于此，既没有皇帝的尊荣，也未被彻底遗忘。
这一安排，体现了周恩来的智慧。他曾对溥杰说：“是否要建一座漂亮的陵墓？”溥杰果断拒绝：“作为一个市民，我觉得没必要。”周总理点点头，又补充道：“骨灰可以由家族决定去处，也可以选择任何公墓安放。”这番话，既给了溥仪家人选择的自由，也划定了新中国对逝者一视同仁的底线。
然而，八宝山的安置只是溥仪骨灰故事的开端。1980年，全国政协为溥仪等三位文史专员举行追悼会，肯定了他们在新中国的贡献。会后，溥仪的骨灰被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第一室，这里的待遇略高，存放的多是国家重要人物的骨灰。溥仪的骨灰盒被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中一室，旁边是朱德、彭德怀等革命元勋的骨灰。这短暂的“升格”，似乎是对他晚年改过自新的微妙肯定。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1994年，香港商人张世义在河北易县清西陵附近建了一座华龙皇家陵园，试图打造一处集历史文化与现代殡葬于一体的纪念园区。他看中了溥仪的特殊身份，希望借此提升陵园知名度。张世义找到溥仪的遗孀李淑贤，提出将溥仪骨灰迁至华龙陵园的计划。李淑贤起初犹豫，毕竟八宝山已是国家认可的安放地，但她最终被说服，部分原因是她希望溥仪能有个更贴近“皇家”传统的归宿。
1995年1月26日，寒风凛冽的清西陵，华龙皇家陵园迎来了一场低调的仪式。李淑贤亲手捧着溥仪的骨灰盒，缓缓走向墓穴。墓穴设计仿照清代规制，金水桥、石牌坊、龙凤门一应俱全，周围松柏环绕，远处的崇陵隐约可见。骨灰盒被安放在铺着黄缎的灵台上，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水泥“椁”内，盖上盖子，最后浇铸混凝土。仪式简单，没有繁琐的礼节，却带着一丝历史的肃穆。溥仪，这位清朝末代皇帝，终于在清西陵附近找到了他的“万年吉地”。
这一迁葬并非没有争议。爱新觉罗家族部分后人强烈反对，认为华龙陵园是商业项目，借溥仪之名牟利，有辱先人尊严。他们甚至与李淑贤对簿公堂，但最终未能阻止迁葬。
华龙陵园的宣传资料称，这里“乾坤聚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风水堪称上吉。陵园不仅安放了溥仪的骨灰，还辟有“文化名人苑”，安葬了季羡林、李德伦等名人，试图以文化与历史为卖点，吸引更多人关注。
溥仪的骨灰，从八宝山的骨灰堂到华龙陵园的墓穴，跨越了三十年的时光。他的安葬故事，既是个人命运的缩影，也是历史变迁的注脚。清西陵的松柏依旧，诉说着帝国的兴衰，而溥仪的墓碑，静静伫立，与光绪帝的崇陵遥相呼应。或许，这正是他传奇人生的最后归宿——不再是皇帝的辉煌，而是普通人的一抔黄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