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2年，罗汝才的大帐被李自成带人突袭，这个绰号“曹操”，与李自成、张献忠齐名的起义军首领，就此殒命。 罗汝才是陕西延安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为人狡诈多谋，反复无常，别号“曹操”。 崇祯四年（1631年），农民起义军首领王自用在山西联合各部，组成三十六营，罗汝才是其中首领之一。随后，罗汝才建成一军，单独作战。荥阳大会时，名列十三家之一。 罗汝才与李自成 “不贪财、不好色” 的苦行僧形象不同，他深谙人情世故。 据《明季北略》记载，罗汝才 “嗜酒色，好货财”，却能 “得士心”，其部下多愿为他效死力。这种特质使他在起义军联盟中成为关键的协调者 。当李自成与张献忠因争夺地盘爆发冲突时，是罗汝才居间调停；当各路义军遭遇明军围剿时，他总能提出奇策突围。 崇祯十一年，农民起义陷入低谷，张献忠接受明朝招抚，李自成蛰伏商洛山。罗汝才选择 “假降”。他率部驻扎郧阳，表面上接受明朝官职，实则暗中联络各路义军，积蓄力量。 崇祯十三年，罗汝才与李自成会师，形成 “二雄并立” 的格局。此时的罗汝才已拥有近十万部众，其麾下 “曹操营” 精锐善战，尤其擅长攻坚。 罗汝才部常担任主攻，与李自成的 “闯营” 配合默契。但这种合作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李自成视罗汝才为潜在威胁，而罗汝才则对李自成保持警惕。 随着起义军势力扩张，李自成逐渐强化个人权威，要求各路义军统一号令。罗汝才却坚持 “分治”，其部众 “不听闯令”，保持独立性。 罗汝才与李自成的矛盾，本质上是两种路线的冲突。李自成在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的影响下，逐渐确立 “推翻明朝、建立新朝” 的目标，提出 “均田免赋” 的口号以争取民心。 而罗汝才更倾向于 “裂土为王”，主张 “缓图进取”，这种分歧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达到顶点。 当年5月，李自成在朱仙镇大败明军，计划乘胜进攻开封。罗汝才却提出异议，认为 “开封城坚粮足，强攻必伤元气”，主张先攻略周边州县，孤立开封。 李自成不听，执意强攻，结果损兵折将，久攻不下，他和罗汝才的矛盾因此激化。 10月，明朝三边总督傅宗龙兵败被杀，其部将贺人龙率残部投降。罗汝才看中贺人龙的军事才能，将其收为己用。 李自成得知后大怒，认为罗汝才 “私纳降将，意图不轨”。李自成的谋士牛金星进言：“罗汝才拥兵自重，若不早除，必为后患。” 12月的一天，李自成以 “商议军事” 为名，率亲卫三百人突袭罗汝才大帐。 罗汝才惊醒后怒斥：“吾与汝同起草莽，共图大业，何出此言？” 话音未落，李自成亲卫已将罗汝才斩杀。 罗汝才的部将贺人龙、李汝桂等闻讯反抗，与李自成军激战至天明。最终，贺人龙战死，李汝桂率残部突围，投奔张献忠。这场内讧导致罗汝才部众大部溃散，其中有两万余人被李自成收编，其余或降明，或自立。 罗汝才的被杀，其影响远超事件本身。 对农民起义军而言，这一事件导致联盟彻底瓦解。张献忠得知罗汝才死讯后，怒斥李自成 “忘恩负义”，率军西进四川，与李自成分道扬镳。更严重的是，起义军内部产生信任危机，“诸将皆疑惧，莫敢自安”，许多首领对李自成离心离德。 对明朝而言，罗汝才之死带来了短暂的军事喘息。三边总督孙传庭趁机发动反攻，在郏县一度大败李自成，虽然李自成最终反败为胜，但这场战役暴露了起义军的不少问题。若罗汝才在世，凭借 “曹操营” 的实力，孙传庭在一开始就不会讨得便宜。 对李自成而言，罗汝才之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李自成彻底掌控了起义军大权，为后来进军北京扫清了内部障碍；另一方面，他失去了罗汝才这样的有力伙伴，导致决策日益独断专行。 罗汝才与李自成的矛盾，与后来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冲突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者都是农民起义首领，都最终反目，导致严重内耗。 罗汝才死后，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攻入北京，推翻明朝。 但短短四十天后，李自成便在清军追击下仓皇逃离，之后一败再败，最终死于九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