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冬，韩先楚看到老家红安的老乡们，都穿着破旧的衣服勉强抵御严寒，立马拿起电话：“传我命令，马上调五万件军大衣送回红安。”下完命令后，眼圈泛红，扭头看秘书：“从我工资里扣，我死了以后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子子孙孙地扣下去！”[凝视]
1981年12月，湖北红安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韩先楚坐在军用吉普车里，透过车窗看到街头的乡亲们依然穿着破旧的棉袄在寒风中行走。
他立即拿起车载电话：“马上调拨五万件军大衣到红安县。”电话那头询问经费来源，韩先楚毫不犹豫地说：“从我工资里扣，扣不完让我儿子继续扣。”
这个决定背后，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乡情，红安县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等223位开国将领，韩先楚是其中之一。
1913年，韩先楚出生在红安县一个贫苦农家，三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姐姐为了养活弟弟，被迫当了童养媳。
十三岁的韩先楚给地主家放牛，每天只能吃一顿饭，1930年，十七岁的他带着十几个同村青年走了三天三夜，到孝感加入了红军游击队。
战争年代，韩先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6年在东北战场，他指挥部队取得了“三下江南”的胜利。鞍海战役中，他率部连续攻克鞍山、海城两座重要城市。
1950年解放海南岛时，韩先楚提出用木帆船渡海的大胆方案，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坚持认为这是突破敌军封锁的唯一办法。
最终，解放军用木帆船成功登陆海南岛，创造了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这次战役后，韩先楚被称为“旋风司令”。
新中国成立后，韩先楚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但他始终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每次工资上涨，他都会给红安县寄钱修学校、建医院。
1981年回乡那次，他在县里住了三天，县长安排了丰盛的接待宴，但韩先楚坚持要去看看普通百姓的生活。走在街头，他发现很多人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
当晚，韩先楚就下达了调拨军大衣的命令，五万件军大衣按照当时的价格，总价值约15万元，而韩先楚的月工资只有400多元。
按照这个扣款标准，需要连续扣除36个月的工资。工资单上详细记录了每个月的扣款金额：第一个月扣除400元，第二个月扣除380元......
韩先楚的妻子刘芷起初有些担心家庭开支，但看到丈夫的决心后，她默默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儿子韩京京后来回忆说，父亲从来不觉得这是负担。
1985年春天，韩先楚最后一次回到红安，他没有通知县里，只是独自来到村口的烈士陵园，向牺牲的战友们献上一束野花。
陪同的工作人员记得，那天风很大，72岁的老将军站在纪念碑前，腰板依然挺直。他在那里站了很久，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墓碑上的名字。
红安县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黄麻起义时，全县14万人口中有10万人参加了起义。长征开始时，红安走出了14万子弟兵，到新中国成立时，活着回来的不到3000人。
韩先楚家里一直保存着两样东西：一个用红安土布做的干粮袋，那是姐姐留给他的；一本记录着同乡战友姓名的花名册，上面有300多个名字。
晚年时，韩先楚经常翻看这本花名册，他对儿子说：“我能活到今天，是替那些牺牲的乡亲活着。” 1986年10月，韩先楚在北京去世。按照他的遗嘱，骨灰撒在了红安的土地上。那笔“子孙债”直到1990年才全部还清。
如今的红安县已经脱贫致富，但五万件军大衣的故事依然在当地流传。在韩先楚故居的展柜里，那份工资扣款单依然静静地陈列着。
这份扣款单不仅记录了一笔债务，更见证了一位开国将领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够拿出36个月的工资为乡亲们购买御寒衣物，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