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年轻军官陈济棠看上了女伶名莫秀英，得知她身上有两处奇特之处，于是欲娶她为妻。不曾想，莫秀英却平静地回了句：我正是因为不能生育才被赶出来的，你若娶我，恐怕要断后。 那时的莫秀英，正值芳华二十，命运却已几度沉浮。她本出生于广东高州，家道贫寒，兄弟姐妹众多，自幼被寄养于外婆家。 外婆教她识字吟诗，更教她粤曲唱腔。她学得快，唱得好，乡邻都称她是个有灵气的姑娘。十四岁那年，外婆为她找了门亲事，嫁进了当地李家。 李家是小有名气的商户，表面风光，内里却规矩森严。她初进门时小心翼翼，事事顺从，盼着靠勤劳赢得婆家欢心。 前三年，她尽心尽力地操持家务，待人接物恭敬周全。可最重要的一件事，怎么也无法如愿——她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婆婆的眼神越来越冷，丈夫的语气也愈发粗暴。街坊邻里开始窃窃私语，说这新媳妇是块“死田”，种什么也长不出。她试过各种偏方，也跪拜过无数菩萨，却始终没能换来一个孩子。 四年后，丈夫在屋门口当众大骂，把她连人带包轰出家门。她抱着那只旧箱子，站在街口，眼泪都哭干了，心也死了。 从那天起，她不再奢望什么天长地久。娘家不收，亲戚不靠，她只能靠自己。她投身戏班，从头学起。靠着一腔韧劲和一副好嗓子，很快在班中站稳了脚。她唱《帝女花》《荔枝记》，唱得人落泪。有人说她是命苦唱得苦，唱进了人心。 她不争不抢，却总能被人记住。她不愿再谈过往，也不愿让人怜悯。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她才会摸着肚子发呆，想那未曾来过的孩子。 戏台之下来人无数，有人送花，有人送银票，有人明言要娶她。她都一一拒绝。她害怕重蹈覆辙，害怕再次成为谁家的“不祥人”。直到那个一身戎装、眉眼刚毅的军官出现。陈济棠不说甜话，只说他愿意娶她，不要孩子也愿意。 他说话时眼神清澈，不带一丝算计。她动摇了，却仍旧告诉他自己的过往。她说：“我不是良人，你若图后嗣，我给不了。”他听完，只是淡淡一笑：“你有你的过去，我有我的选择。” 两人婚事定下后，她随他四处奔波。他不是富贵人家出身，也没有显赫背景。那几年军阀混战，兵荒马乱，陈济棠只是个小军官，日子并不宽裕。她不怨不悔，洗衣做饭，看账记账，凡事亲力亲为。她在部队做饭给士兵吃，也在营房替战士缝补衣裳。她从不抱怨，也不炫耀。她只是觉得，能有人愿意接纳她，已是天大的恩赐。 命运就像忽然转了个弯，一切从那时起慢慢改变。成婚不久，她竟然怀了孕。起先她不敢相信，以为是身体作祟，直到胎动清晰才敢确认。那天她哭了整夜，陈济棠也激动得彻夜未眠。孩子出生后，全家上下都惊讶不已。她曾被人笑作不孕，如今竟成多子之母。 之后十余年，她陆续生下七子四女，每一个都健康聪明。有人说她“转了命”，也有人说她“改了运”，她只淡淡一笑，不置一词。 陈济棠的仕途也随之高涨。他从连长升至营长，再至师长，最后成了广东的大权在握者。有人背后议论，说他娶了莫秀英才走了运，说她是“金腰玉脐”的福人。她不信这些，只知道自己日日操劳，不敢懈怠。 她打理家中上下，教养子女，辅佐丈夫。丈夫外出时，她接待宾客；丈夫主政时，她调度内务。她不只是一个妻子，更是他最信任的伙伴。 1933年，广东开始推行“三年建设计划”，她亲自参与学校、医院、码头等项目的筹备与建设。她说，百姓吃饱穿暖，孩子有书读，才是稳根之道。 三年间，广东新增学校近五百所，医院十余处，桥梁道路数不胜数。她带着子女走村串巷，亲眼看到民众安居乐业，才觉踏实。她不求官衔名声，只愿丈夫无愧于心，百姓无怨于口。 战火蔓延之际，日本人企图拉拢陈济棠，她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她说：“我们可以穷，可以败，不能辱。”她劝丈夫远离权位，保全节操。一家人辗转流亡香港，再回到高州。 她带着孩子自给自足，种田养鸡，照料老人。她依旧坚持慈善，修建学校，派米派油，帮助灾民。她说：“我年轻时受过苦，不能让孩子们也走旧路。” 1947年，她病重不起。弥留之际，交代丈夫不要为她大操大办，只要一家人平安，就是最好的安葬。她走时年仅四十七岁，留下了一群尚未成年的孩子。陈济棠痛不欲生，常年穿素服哀悼。有人见他在秀英码头边独坐，望着江水发呆。后来他在她墓旁留了个空位，说：“她是我一生的福星，我要陪她走完这段路。” 多年后，陈济棠病逝台湾，临终前的愿望是与妻子合葬。1993年，后人将其骨灰迁回广东，与莫秀英合葬于湛江湖光岩。 风雨百年，一段情缘终归于宁静。她并非传奇中高高在上的女子，也不是权势背后的策士，她只是一个曾被赶出家门的女子，用余生书写了自己的尊严与温情。 她的名字被刻进广东的地名，也被铭记在许多人的口中。秀英码头、秀英区、秀英楼，这些名字不是荣耀的象征，而是生活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