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3年，朱元璋派了一个密探去松江华亭，发现前监察御史袁凯蜷缩于篱笆旁，当众抓起竹筒挤出的“大便”大口吞食，还唱着淫词艳曲。密探回禀后，朱元璋终于相信袁凯真的疯了。三年前，这位以《白燕》诗名动江南的才子，办一件案子时，发现太子朱标和朱元璋意见不一致，只好回禀一句“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结果触怒朱元璋，被斥为“老猾持两端”。吓得连夜装疯，朱元璋命人用木匠专用的铁钻扎刺他，结果他忍痛一声不吭，躲过一，方得归乡。 袁凯的悲剧非孤例，而是明初恐怖政治的缩影。“官员晨别家人如赴刑场”，文字狱中一字可诛九族（如“作则”谐音“作贼”被疑讽朱元璋为僧为盗）。这种极端环境，为郭桓案的爆发埋下伏笔。 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被控贪污，罪状骇人：私吞浙西秋粮200万石、太平镇江赋税，巧立“水脚钱”“神佛钱”等苛捐杂税，盗印宝钞600万张，甚至窃取皇室金银。涉案金额达2400万石粮，远超当年全国岁入2089万石。 朱元璋借此掀起血雨腥风，礼部、刑部尚书等六部高官尽诛，全国12布政司数万官吏牵连处死，六部几成空衙；“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富户被逼“补缴”赃粮，家产充公，中产阶级集体破产，主审官吴庸事后被处死“平民愤”，实为掩盖朝廷主导的掠夺本质。 其实郭桓案存在明显悖论:户部侍郎仅八个月内贪污明朝全年岁入？在朱元璋“六十两剥皮”反腐高压下，锦衣卫密布，巨额贪腐如何隐匿？ 另：数万官员集体分赃却无内讧，兵部、工部等无关部门卷入贪粮案，显违常理。 袁凯与郭桓案的受害者，实为同一体制的两面。袁凯曾谏言武将学礼以避猜忌，朱元璋表面采纳却继续诛杀功臣（如徐达夫人因言被诛）。文人或装疯自保，或自残拒仕（如夏伯启叔侄断指）。郭桓案后推行“鱼鳞图册”重丈土地，将豪强隐匿田产收归国有，同时以“永不起科”鼓励垦荒，扩大自耕农基数——经济整顿与政治高压互为表里。 郭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