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文七妹在长沙治病，临走前：三伢子，讨到了堂客给娘说一声 “润之，信上说你娘的病又重了，你真不回去？”——1919年3月，北京南长街的一间斗室里，舍友萧子升压低声音问。毛泽东没应声，手指却在油灯下颤了又颤，那封从韶山寄来、边角磨得起毛的家信几乎被捏皱。 北方的晚春依旧料峭，毛泽东抱着书卷却无法静读。母亲文七妹患疮疡已久，上次来信还说“汗湿即愈”，这回却多了“夜难安寐”四字。就在几周前，他忙着帮蔡和森等人筹帆赴法，白天跑码头，夜里抄名单，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怕船开得太慢，又怕日子过得太快。 脑海里冒出的是母亲左手端碗、右手捋袖给路边乞丐盛饭的身影。少年时，韶山冲常年青黄不接，父亲毛贻昌主张“省一口算一口”，母亲却暗地里把剩饭软菜分出去。她总说：别人也是爹生娘养的。那时的润之，只晓得母亲好心肠，却不懂“慈悲”二字能浸入骨头。 一桩桩往事翻滚而来：五岁认“石三伢子”做干娘，十岁在外婆家钻进舅舅书房如鱼得水；十四岁被拉回田埂拔草插秧，夜里举灯偷读《资治通鉴》；十八岁要去湘乡求新学，父亲拧着胡子怒喝“书能当饭吃吗”，母亲却把表兄文运昌和私塾先生一并找来“助阵”。父亲嘴上不情愿，最终还是说了那句“有本事就读到天边去”。那天清晨，少年毛泽东跪在父亲脚边，身后是母亲低低的叹息，和门槛外一地斜阳。 春寒未退，毛泽东从京津沿津浦、湘黔线连夜赶回长沙。4月中旬，他推开九哥王季范家的木门，屋里药味发涩。母亲枕着薄褥子，脸庞比记忆里瘦了许多，却先笑出来：“三伢子，捡回来了。”一句话拴住他的眼泪。二弟毛泽民忙递凳子，母亲却抬手轻轻拍了拍床沿，示意儿子坐近些。 长沙无房可住，他只得借宿九哥处。第二天在街头碰见周世钊，对方一句“修业小学缺个教《纲鉴》的”，算是临时落脚。那晚，他趁母亲入睡，独自站在岳麓山脚，夜雾里满是湖汽，耳畔却回响着母亲压在咳嗽后的呻吟声。他明白，留给自己尽孝的时间没有多少了。 按母亲意思，本不愿再奔医院。毛泽东软哄硬劝，说是“逛街散心”，结果把母亲直接送进湘雅西医门诊。医生用生硬的湘音外加蹩脚的英文词句告诉他：恶性淋巴已扩散。毛泽东怔着，像被人从后脑猛击。转身又拉母亲去看中医，老先生捻着胡子对他使了个“回天乏术”的眼色。他咬紧牙关，还是抓了两大包药——哪怕仅剩心理安慰，也要给母亲撑起最后的伞。 长沙的五月闷热。放学铃一响，他快步回宿舍，先替母亲擦身，再候火熬药。文七妹却一天天惦记韶山：“山里凉，田里青，娘回家睡得踏实。”毛泽东知道拗不过，只得应允。动身前，他领母亲与两位弟弟去照相馆，闪光一亮，成了兄弟三人与母亲唯独一张合影。照片洗出时，母亲盯着自己衣襟上的补丁，笑得像个孩子：“日后你们要记得娘原先也做过‘城里人’。” 六月底，湘江水涨。木船靠岸，母亲刚挪上甲板，就轻声叮咛：“三伢子，讨到了堂客给娘讲一声，好让我放心。”毛泽东点点头，却硬把泪水咽下。接着是一连串托付——管好弟弟，别记挂山里庄稼，做事要有定向。每一条都像钉子，从他心口一路钉到脚底。 船家催着解缆，他忽地双膝一屈，朝母亲磕下重重一头。母亲拉不过，只能俯身抚平他的衣襟，努力扯出笑：“行了行了，下去吧。”毛泽东背过身时，肩膀剧烈抽动，仍只抬手挥了挥——连再见都不敢出口。 中秋前夕，他在长沙发动驱张运动，忽收二弟急信“见信速归”。等赶到韶山，灵堂已设，白帆布横跨屋脊。棺木漆得乌亮，他伏在上面，哭到昏厥。清醒后，拒绝进食，笔墨递到手里才像被重击惊醒。他写下长联：“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墨迹未干，滴泪成斑。 次日宣读祭文，他一字一顿，声音沙哑，却稳如钟磬。那篇《祭母文》后世广为流传，最动人处不在华辞，而在句句血肉：愿尽余生报答春晖，愿众生皆得慈母般安慰。读到“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时，他终于失声，再度跪倒。 很多人说，毛泽东的胸襟与胆略受书本激发、受时代造就。我却更愿意相信，那份对底层疾苦的天然敏感，对弱者本能的同情，是母亲在柴门前递出的每一碗稀粥里慢慢浸进他骨子里的。1919年那次长沙送别，没有鼓角争鸣，没有革命口号，只有一位普通农妇对儿子轻轻的嘱托。可正是这份朴素、坚韧、无条件的爱，成了他后半生面对惊涛骇浪时最深的底气与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