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场难产差点要了林小兰的命。她是从上海下乡的知青，一个人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深山，面对生死，毫无依靠。关键时刻，是邻居，一位朝鲜族的孤寡老太，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十年后，国家开始允许知青返城。林小兰一家即将离开，临行前，老太太一句话让他们泪如雨下。那句话藏着一段十年的情谊，也埋下了一场情感的抉择…… 林小兰接到下乡通知。那一年，她刚满十九岁，青春洋溢，却要离开熟悉的弄堂、父母、朋友，独自一人背着行李上了北去的火车。 火车在冰雪中一路穿行，停在吉林延边的一个小站。她和几十名上海知青被安排到当地的农场。那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木屋、煤炉、冻土、苞米粥，一切都跟她熟悉的城市生活相差太远。 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围着煤炉吃高粱面。林小兰一开始咬牙坚持，可寒冷、饥饿、孤独很快打垮了她。也正是在这时候，她认识了同样来自上海的姚作塘。 两人志趣相投，互相扶持，渐渐走到了一起。没多久，林小兰怀孕了。可未婚先孕，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村庄，无疑是一件要命的事。 村子里议论纷纷，她没法回上海，也没亲人在身边。最关键的，是她的身体。地里干活太累，她怀孕后几次晕倒，胎位始终不正。 预产期临近，村医说过一句话：“这种胎位，要真是难产，可没人能救得了。” 她心里慌，却咬牙不说。真正关心她的，只有对门那个朝鲜族老太太。老太太姓李，六十多岁，丈夫早逝，无儿无女，一个人过了几十年。 林小兰每天干完活，李老太总会招呼她喝碗热粥，给她热水泡脚。没人说过什么承诺，可那点温暖，林小兰记了一辈子。 1970年冬，一场暴雪刚过，林小兰突然阵痛难忍。姚作塘慌了手脚，跑遍村里找人，却没人敢管。李老太挺着小身板冲进雪地，走了五里山路，把邻村一个经验丰富的接生婆请来。 当时，林小兰已经昏迷。胎儿卡在产道，出不来。接生婆掐准节奏，硬是从死神手里把孩子拉出来。那天夜里，屋里灯光摇晃，窗外北风呼啸，一个生命得救了，而李老太在屋外一守就是一夜。 林小兰躺在床上，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可她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李老太捡回来的。 孩子出生后，林小兰和姚作塘正式成了家。没婚礼、没戒指，只是贴了一张红纸，大家便算他们成了夫妻。 因为没地方住，两人把炕搬到了李老太家，从此三人同住一屋。 日子不富裕，但也不至于饿着。姚作塘下地干活，林小兰养娃，李老太则负责烧火做饭、照料孩子。 孩子对李老太亲得不得了，一天天长大，最早喊的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奶奶”。 有一年，村里闹水灾，几家房子被冲垮。李老太不顾年纪大，跳进水里搬家什，把林家的行李顶在头上，湿透了身子。 这些年，他们从来没把李老太当“外人”。村里人都说，这家是“一老俩小仨口人”，连户口本都登记在一起。 在林小兰心里，李老太就是她的恩人，是孩子的奶奶，是这个“流放地”最温暖的存在。 她没说过报恩的话，但她记得那年难产的夜里，李老太冻得通红的双手，记得她走五里山路时满头的雪。 1979年，国家政策大转弯，开始允许知青返城。 林小兰一家因为有孩子，又是“困难户”，顺利被列入第一批返城名单。 通知下来的那天，姚作塘笑着跳起来，孩子也开心得直拍手。可林小兰，心头却涌起一阵莫名的失落。 她看了李老太一眼，老太太笑着点头，说了句“该回家了”。 可回家，意味着她们要分开。 那年冬天，林小兰开始收拾行李。箱子里装着孩子的衣服、姚作塘的书、一些干粮，还有一条老太太织的围巾。 临走那天，村里人都来送行，李老太站在门口，脸上依旧是淡淡的笑。 可就在车子要发的时候，老太太终于说了句：“你们走了，我咋办……” 林小兰愣在原地，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没想到，老太太会说这句话。原以为老太太早有心理准备，原以为她什么都不怕，可她也是人，是孤寡老人，十年来，她已经把这个家当成了唯一的依靠。 车子发动了，她扑通一声跪下来：“咱们不走了，或者，一起走。” 返城政策虽然严格，但也有灵活处理的空间。 村支书了解情况后，专门打报告上去。最后，李老太被批复为“依亲返城”，随林家一起离开吉林。 火车启动那天，李老太第一次坐火车，穿着林小兰特地为她买的新棉袄，手里攥着孩子画的一张画。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脸贴着玻璃，看着渐行渐远的山林。 1980年，林小兰一家重新落户上海，住进了虹口的职工宿舍。老太太和他们同住，生活照样过得清清爽爽。 她不会说上海话，但孩子会说朝鲜语。他们一起看电视、晒太阳、包饺子，日子像没变过。 1991年冬天，李老太因病去世，享年82岁。林小兰和姚作塘为她办了隆重的丧事，把她当亲人一样送走。 多年后，林小兰谈起这段往事，仍会落泪。 她说，那十年，是她一生中最苦、也最暖的时光。而那个老太太，是她最深的记忆。 不是每段亲情都靠血缘，有时候，一顿饭、一碗粥、一双手，便能撑起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