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毛主席在长沙游泳，警卫战士杨华生：老人家仍能俯仰自如 “报告主席，水温十六度，可以下水。”——1974年12月的一个傍晚，当警卫战士杨华生在长沙游泳池边大声回答时，立在岸上的毛主席微微点头，白发在冷风里轻轻晃动。 那天湖南的气温已跌到零度左右，泳池被蒸汽罩着，如腾着雾的暖壶。八十一岁的毛主席却执意来此，他抖了抖浴巾，一步一步挪到水边，没有扶手，只伸手在杨华生肩膀上轻轻一点，整个人便滑入水里。周围的保健医生暗暗屏气，在场的党员干部也悄悄互望——谁都清楚主席那时身体并不轻松，可老人家下水后一翻身就转为仰漂，身子像一片树叶，稳稳贴在水面。杨华生事后回忆：“他在水里，好像年轻了二十岁。” 毛主席与水结缘并非始于晚年。早在长征途中，他就钻过冰河。解放后，湘江、长江、钱塘江，几乎年年都要去畅游几回。不同的是，长沙这一次，他年逾八旬，肺部常常发咳，膝盖也有滑膜炎，医护组反对声此起彼伏。毛主席却笑道：“不动更僵，水里最舒坦。”一句话，把所有担忧压了下去。 杨华生听后悄悄嘀咕：“主席的倔脾气还是没变。”其实，他对主席身体状况最清楚不过——自1964年进入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起，他跟随身边十年，夜里量体温、清早端洗脚水都是家常。那年他十九岁，来自山东寿光，身板硬朗，家里兄妹七个，父亲早早叮嘱：“去部队就要当尖兵。”没想到“一尖”就尖到首长身边。 真正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已是两年后的天安门执勤。主席从西马道登城楼，离杨华生不过三米。那一刻，小伙子只觉得血一下涌到头顶，生怕手里冲锋枪发抖。晚上回到班里，他怎么也睡不着，在铺上翻来覆去，嘴里喃喃：“我今天见到主席了！”战友说他像中了头彩。 熟络之后，杨华生开始留心主席生活细节。六十年代末，主席不爱吃肥肉，却偏爱小鱼小虾。一天晚上，一中队几个兵用破竹筐在中南海放了十多条“地笼”，把厨房剩下的骨头绑进去诱虾。三天功夫，竟捞上来一条一斤多重的草鲤。韩阿富师傅端走那条鱼时点头直夸：“这可是主席爱吃的口味。”第二顿饭桌上，鱼骨被剔得干干净净，杨华生听管理员周福明说“主席吃光了”，乐得差点跳起来。 再往后，67年春，毛主席突然来到一大队宿舍点名聊天。老人家掀开被褥看褥单，问虱子还生不生；又问伙食费一天多少钱；甚至把小战士的名字拆字打趣。山东籍张广民被他说成“广大的劳动人民都在你这边”；河南籍耿文被笑成“三只耳朵，经得住火烧吗”。屋里笑声成片，杨华生至今记得那种轻松。 庐山也留下过危险一幕。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深夜雾起，山道伸手不见五指。车灯照不透，警卫只得提着红灯跑在前面为主席汽车引路——两人一组，跑几百米换班。山风如刀，火红的灯晃得厉害，鞋底磨烂，脚板血泡，没人吭声。第二天下山时，庐山镇群众几千人挤满街道，毛主席忽然要下车同大家握手。杨华生心里“咯噔”一下，却拦不住，硬是让人海裹着首长走了十多分钟。等重新上车，战士们的军装几乎被汗水、雨水、泪水混成一片。 回到长沙的泳池。毛主席在水里换了蛙泳，再侧身，再漂浮，动作缓却标准。医护想劝，其实都明白：对主席而言，游泳早已不是锻炼，而是一种自我确认——我还行，我还能动。半小时后他才肯上岸。杨华生蹲在台阶下，用双手托着主席脚踝，让老人家缓缓站稳，再披上毛巾。那双脚的皮肤已有些浮肿，但腿部肌肉仍绷得住力。 张平化夫妇也守在岸上。主席看见两口子并肩，笑道：“老公不离老婆，秤杆不离秤砣。”一句俏皮话把紧张气氛瞬间化开。 晚上回到住地，医务组给主席量血压，130/80，脉搏微快。杨华生心里松口气。护士递药时，主席夹了几瓣桔子递给站在旁边的小战士：“给你们，这才甜。”大家客气推让，他摆手：“别磨蹭，我吃够了。” 那趟长沙之行，毛主席总共下水十余次。外界只知道老人家在审阅文件，在会见客人，却很少有人清楚，他用水中游动保持着与疾病的较量。杨华生说：“每次护泳，我都担心，可只要他换上泳裤，就像更换了一副齿轮，顿时转起来。” 1978年春，杨华生转业山东，进了潍坊拖拉机厂，从车间技术员干到副厂长。三十多年里，他在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合影：1969年天津东郊机场，主席坐中间，他站第二排。女儿小时候问：“爸爸，你站那么远，看得到自己吗？”杨华生笑：“我不是要让人认出我，我是怕以后认不出主席。” 退休后，他抱着孙女翻相册，讲长沙那一天：“你曾祖爷爷这么大年纪，水里还能翻跟头。”孙女眨眼，半信半疑。杨华生也不解释，只说：“等你学会游泳，就懂了。”那是一个警卫员对领袖、也是对生命韧性的简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