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陈独秀 58 岁的女儿陈子美身绑 5 个空油桶，带着小儿子偷渡香港，9 个小时后，母子俩奇迹般抵达目的地，哪知，刚上岸就遇到警察，陈子美很是沮丧，不料，警察的举动让她大感意外。 珠江口的咸腥气裹着夜色漫过来时，陈子美把最后一根麻绳缠在手腕上。 五个锈迹斑斑的油桶在水里晃悠，小儿子的脸贴在她后背，温热的呼吸打湿了洗得发白的粗布衫。 她记得父亲陈独秀当年在上海办《新青年》时，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可那些遥远的荣光，此刻远不如油桶接缝处渗出的海水实在。 三天前，小儿子在村口槐树下捡别人扔的红薯皮，被饿极了的野狗追着咬，她抄起扁担赶狗时，看着孩子胳膊上的牙印，突然就下了决心 —— 去香港，哪怕是死在水里。 她不会游泳，全凭听来的经验：涨潮时顺着水流漂，油桶能托住两个人。 出发前，她把藏在床板下的几块银元塞进儿子的裤兜，那是当年母亲高君曼留给他的念想，磨得边缘都圆了。 夜里的江水凉得刺骨，她能感觉到油桶在暗流里打转，有好几次，儿子的哭声差点被浪头吞没，她就用尽力气喊：“抓牢了，到了那边有白米饭！” 其实她也不知道香港有没有白米饭，只听逃出去的邻居说，那边的垃圾桶里都有没吃完的面包。 九个小时里，天从墨黑变成鱼肚白。她看见远处的灯火时，眼皮重得像挂了铅块。 油桶撞到礁石的那一刻，她以为是到了阴间，直到儿子扯着她的衣角喊 “有房子”，才发现自己趴在浅滩上，膝盖被贝壳划得全是血。 没等缓过劲，两个穿卡其制服的警察就举着电筒走过来，光柱晃得她睁不开眼。 她下意识把儿子护在身后，心想这下完了，要么被遣送回去，要么被关进牢里，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水里淹死痛快。 警察的皮鞋踩在沙子上咯吱响，其中一个蹲下来，用生硬的普通话问：“从哪里来？” 她没敢说自己是陈独秀的女儿，只说 “广东乡下，活不下去了”。 另一个警察突然笑了，从背包里掏出个面包，递过来时还冒着热气：“先垫垫，看孩子饿的。” 陈子美愣了半天，接过面包的手一直在抖，面包渣掉在沙滩上，儿子狼吞虎咽地捡着吃。 她这才注意到，警察的制服袖口磨破了边，不像传说中那么凶神恶煞。 后来她才知道，那几年从珠江口漂来的偷渡者不少，警察见多了拖家带口的。 有个老警察说，看她头发都白了还带着孩子，实在狠不下心送回去。 他们没问她的名字，只给了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个地址，说那边有同乡会。 她牵着儿子走在香港的街道上，看着汽车比村里的牛还多，突然就蹲在路边哭了。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活着到了这里。 初来乍到的日子比水里漂着还难。她在纺织厂门口蹲了三天，才找到给人拆纱头的活，手指被纱线勒出一道道血痕。 儿子在附近的小作坊帮忙跑腿，常常被老板骂 “大陆仔”。有次她路过书店，看见橱窗里摆着印着父亲头像的书。 标题是 “新文化运动先驱”，她站了很久，终究没敢进去看。 同乡会的人知道她是陈独秀的女儿，想帮她联系媒体，被她拒绝了：“我现在就是个要饭的，别玷污了先人的名字。” 再后来，她在九龙的唐楼里租了个小隔间，窗户外就是别人家的晒衣绳。 儿子长大后开了家小小的杂货铺，逢年过节会给她买叉烧，她总说太甜，却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有回儿子问她，当年要是被警察送回去会怎么样，她看着窗外的雨，半天没说话。 其实她心里清楚，那天警察递过来的不光是面包，还有一条活路。 不是因为她是谁的女儿，只是因为她是个想让孩子活下去的母亲。 很多年后，有人找到她，想写她的故事，她指着墙上儿子一家的合影说： “没什么好写的，我这辈子，就做对了一件事，把娃带过了江。” 说这话时，阳光从窗棂照进来，落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像当年漂在水里时，终于等来的那道曙光。 那些关于陈独秀的传奇，关于时代的风浪，最终都化作了唐楼里一碗热粥的温度，和儿子递过来的那杯热茶里，慢慢舒展的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