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郁达夫离家到福建工作。妻子王映霞在家中给丧妻单身的许绍棣写信，许绍棣回信道：可以做做朋友。 王映霞，1908年出生，杭州书香门第出身，模样清丽，气质出众，被称为“杭州第一美人”。她自小熟读诗书，谈吐不俗，性子活泼，爱笑爱闹。1926年，18岁的她经友人孙百刚介绍，认识了郁达夫。那会儿郁达夫30岁，已是文坛响当当的人物，写下《沉沦》《春风沉醉的夜晚》等名作，名气不小。可他早有妻子孙荃，还育有两个儿子，孙荃正怀着第三个孩子。郁达夫却不管这些，对王映霞一见倾心，写了几十封情书，字字炽热，追得紧。王映霞起初顾虑重重，觉得他有家室，不该靠近。可郁达夫情真意切，硬是打动了她。1928年，两人在杭州西湖边的大旅社办了场盛大婚礼，轰动一时。 婚后，王映霞尽心当好妻子。家里穷，家具都是租的，她从不抱怨，把家收拾得妥妥帖帖。她没下过厨房，却为郁达夫学做菜，烧得一手好笋干炖肉，连他爱吃的口味都摸得门儿清。每个月，她还亲自给孙荃母子寄生活费，信封上的字写得工工整整。可郁达夫不是省油的灯。他才华横溢，偏偏毛病多。先是刚订婚，就把两人私密的通信和交往细节写进《日记九种》发表，之前还拍胸脯说不会公开，王映霞气得火冒三丈。他还爱喝酒，喝多了就撒酒疯，有回冬夜醉倒在雪地里，差点没命，幸亏朋友及时发现。王映霞劝他少喝，他开头还听，后来嫌她管太多，俩人没少吵架。这些事让王映霞心累，婚姻的裂痕一点点变大。 1936年春天，郁达夫受聘去福建工作，留下王映霞在杭州操持家务。她闲下来，常跟闺蜜孙多慈通信，聊聊家常和杭州的春光。孙多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高材生，聪明又温柔，可年纪不小还没对象。王映霞想着帮好友找个好人家，脑子里冒出许绍棣的名字。他丧妻多年，带着三个女儿，性子稳重，家世也不错，挺适合孙多慈。她就动了心思，决定给许绍棣写封信，试试能不能撮合这俩人。 王映霞提笔写了信，语气客气，字里行间透着诚意，夸了孙多慈的才华和人品，问许绍棣愿不愿意认识一下。信寄出去没几天，许绍棣回了封信，语气谦和，只说“可以做做朋友”，表示愿意先接触看看。王映霞看了信挺高兴，赶紧写信告诉孙多慈。孙多慈有点害羞，但没反对。王映霞就张罗着安排俩人见面。那是个周末，地点选在西湖边一家茶肆，三人一块儿喝茶聊天。许绍棣谈吐儒雅，孙多慈文静大方，聊得投机。后来，王映霞又帮着约了几次见面，俩人越聊越有感觉，感情慢慢升温。 可这事儿不知怎么传到福建，郁达夫听人嚼舌根，说王映霞跟许绍棣走得近。他一听就炸了，觉得帽子都绿了，哪还顾得上工作，立马收拾行李赶回杭州。回到家，他翻出桌上三封许绍棣的信，扫了两眼，看到“做朋友”几个字，气得七窍生烟，认定王映霞背叛了他。他冲去找好友郭沫若，把信拿给人家看，嚷嚷着要讨个说法。王映霞百口莫辩，说自己只是帮孙多慈牵线，可郁达夫压根不听。他气头上还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说妻子“失踪”，闹得满城皆知。王映霞脸面挂不住，收拾东西去了孙多慈家住，不想多解释。郁达夫还不消停，给朋友写信，公开嚷嚷“王映霞跟许绍棣搞恋爱，家里要散了”。 其实真相没那么复杂。王映霞压根没跟许绍棣有什么私情，她一心撮合孙多慈和许绍棣，信里也没半点暧昧。许绍棣的回信也清清白白，就是礼貌回应。后来，孙多慈和许绍棣还真成了，俩人结了婚，还生了两个儿子，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可郁达夫不信，非认定那是王映霞的情书，硬生生把误会闹成了一场大戏。 这场风波让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姻雪上加霜。朋友孙百刚看不下去了，带着几个熟人跑来劝，说这事就是个误会，别把家拆散了。郁达夫嘴上应了，心里疙瘩没解开。王映霞也咽不下这口气，但为了孩子和面子，暂时回了家。1937年，郁达夫觉得杭州待不下去了，带着王映霞去了新加坡，想换个地方缓和关系。可俩人早就貌合神离，日子过得像走过场。 1938年，郁达夫又干了件让王映霞崩溃的事。他把家里的事写进《毁家诗纪》，19首诗句句带刺，末尾还加了注释，点名道姓说王映霞不守妇道。这本书一出，等于把家丑公之于众。王映霞气得不行，提笔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登报反击，条条列出事实，驳得郁达夫哑口无言。俩人在报纸上你来我往，撕得不可开交，婚姻彻底没救了。 1940年，郁达夫和王映霞签了离婚协议，12年的夫妻缘分到此为止。王映霞没要一分钱，带着一身伤痕回了国。1942年，她在重庆经人介绍，嫁给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钟贤道是个老实人，不抽烟不喝酒，平时省吃俭用，攒点钱就给孙子买糖果，衣服总穿家里最旧的。他对王映霞好得没话说，俩人过了38年，儿女双全，晚年儿孙满堂，日子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