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上厕所的？ 早期人类的厕所史始于大地本身的包容。 半坡氏族部落的房舍旁，那些不起眼的土坑正是华夏初代厕所的雏形。 西周时期，“隶人涅厕”成为定制：坑满即填，奴隶们挥动工具，将秽物连同隐私一同埋葬。 春秋时期，坑深加至三米以上，晋景公姬獳便是在这样的深坑旁失足跌落，成为史书里“陷而卒”的悲情主角——粪坑成了诸侯的终结者。 当农耕文明觉醒，粪便的价值被重新定义。春秋战国诞生了“溷轩”，巧妙融合厕所与猪圈功能，人蹲于高台排泄，秽物直落下方猪圈，与饲料残渣混合发酵为“沤肥”。 汉代陶楼模型清晰呈现了这一结构，架空干栏式厕位下接粪池，旁置虎子（溺器）与窬（粪桶），甚至有持帚妇人负责清洁。这种空间折叠术实现了排污与农耕的无缝衔接，堪称古代循环经济的先锋实验。 移动如厕的需求催生了古代版“随身厕所”。战国错金银鸟纹虎子现身贵族墓室，印证了夜壶的早期形态，是由青铜铸造的猛兽造型，张口承接主人的尿液。 唐代因避讳李虎之名，“虎子”变身“马子”，形制也悄然革新，容器扩大为桶状，兼顾固液收纳，“马桶”由此诞生。宋代杭州城内千家万户的木制马桶，由“倾脚工”穿街走巷回收，最终变作农田金肥。一只桶里，盛满了古人化解城市卫生危机的巧思。 贵族阶层的厕所则是另一番天地。 河南永城芒砀山汉墓中，梁孝王王后的石质坐便器令人惊叹，靠墙设长方形便坑，两侧石质坐垫配鞋型脚踏，靠背扶手俱全，更暗藏蓄水池与排水管，两千年前的冲水设计已然萌芽。 元代画家倪瓒的“香厕”更将洁癖升华为行为艺术：香木高楼下设敞口木格，覆盖轻盈鹅毛。秽物坠入瞬间，鹅毛如雪覆掩，仆人即时更换新格，以芬芳对抗污浊。 如厕后的清洁史，写满了人类的坚韧与尴尬。古罗马公厕里，绑在木棍上的海绵“Tersorium”是公共财产。 使用后浸入醋桶消毒便传递下一位，细菌在湿润孔隙中狂欢。古希腊人则偏爱陶片与石块，甚至将仇敌之名刻上陶片，在如厕时完成精神碾压。 中世纪的欧洲森林里流传着黑色幽默：“冬青树最干净，因无人敢用来擦屁股！”而在东方，佛教东传带来“厕筹”，二十厘米长的竹木薄片，三国时期已成主流。 元朝始用纸，但粗硬如砂，太子妃需以脸颊测试柔软度后方供皇后使用。1948年王耀武逃亡时因使用进口卫生纸暴露身份，一张纸竟改写历史。 古罗马公厕揭开了如厕的公共属性。半圆形石凳上凿孔密布，可容纳数十人并肩而坐，袍角褶皱成了唯一遮挡。 这里没有隐私羞耻，只有信息奔流，市民交换市井传闻，政客发表竞选演说，商贾洽谈生意。庞贝城厕所涂鸦泄露着古人心声：“提图斯皇帝的医生在此排便甚畅！”公厕成了古代版的社交媒体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