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4年，经历过两度登基、人生大起大落的明英宗朱祁镇走到了生命尽头，他对儿子朱见深说：“我死后不要殉葬，今后再也不能有这样的事情。” 明朝的殉葬制度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闰五月初十，朱元璋驾崩的消息传遍宫城，46 名妃嫔被集中到坤宁宫偏殿。 据《明实录》记载，宫女们 “哭声震殿檐”，有位韩氏嫔抓住殿柱哭喊：“娘，我去了！” 话音未落便被太监强行缢杀。 这种恐怖场景在明初反复上演：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殉葬的30 余名妃嫔中，有位来自朝鲜的权贤妃，其乳母金黑后来逃回朝鲜，在《李朝实录》中泣诉女儿 “被宫人以铜杖击顶而死”。 朱祁镇对殉葬的憎恶，早在少年时便埋下伏笔。 宣德十年（1435 年），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驾崩，10名妃嫔殉葬，当时年仅 9 岁的朱祁镇躲在屏风后，目睹了宫女们被拖拽的惨状。 而真正让朱祁镇彻底觉醒的，是土木堡之变后的人生巨变。 正统十四年（1449 年），22 岁的朱祁镇沦为瓦剌俘虏，在漠北草原的寒夜里，他曾与牧民同吃烤羊肉，听他们讲述亲人离世后的哀悼习俗。 有次，朱祁镇高烧昏迷，是一位瓦剌老妇用草药救了他，醒来时老妇说：“就是牛羊也不能随便杀，何况人呢？” 这句话在他心中盘桓了十余年。 复位后的天顺年间，朱祁镇常在深夜召见内阁首辅李贤。 据李贤《天顺日录》记载，一次谈及宣宗殉葬的贤妃，朱祁镇突然拍案：“彼无过，何以杀之？” 李贤趁机进言：“殉葬非盛世事，陛下行仁政当自此始。” 更关键的是，朱祁镇与发妻钱皇后的深厚感情成为直接推力。朱祁镇被俘期间，钱皇后忧心如焚，日夜哭泣，哭瞎了一只眼睛，因长期跪地祈祷，还瘸了一条腿。她散尽宫中财宝，只为赎回丈夫。 不仅如此，钱皇后还号召嫔妃们织刺绣品变卖，筹集赎金。 朱祁镇对钱皇后的付出极为感动，与她感情愈发深厚。而钱皇后无子嗣，按旧制必遭殉葬。 天顺七年（1463 年）冬，朱祁镇特意带钱皇后去十三陵，指着自己的寿宫说：“这里有你的位置。” 朱祁镇的这句话实则是在为废除殉葬铺路。 此外，明代中期的社会思潮也为变革提供了土壤。江南文人祝允明在《野记》中痛斥殉葬 “违天地好生之德”，理学家薛瑄在《读书录》中直言 “殉葬者，皆乱臣贼子所为”。 这些议论虽未形成主流，却已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改变的力量。 朱祁镇的遗诏颁布后，宫廷内外的反应堪称震撼。 《明宪宗实录》记载，当太监宣读 “免殉葬” 的谕旨时，后宫无子嗣的妃嫔们 “相顾错愕，继而泣拜不止”。 其中最年长的刘太妃，本已备好自尽的白绫，听闻消息后当场昏厥，醒来后对着英宗寝宫方向叩首百余次。 朱祁镇这道遗诏的影响远超宫廷范畴： 其一，直接挽救了无数生命。按明初平均每位帝王殉葬 20 人的规模计算，明朝后续的 160 余年里，至少有上千名女性得以幸存。 成化年间，宪宗朱见深特意在西山为前朝未殉葬的妃嫔修建 “慈寿宫”，据《宛署杂记》记载，宫中有位姓赵的老嫔活到 87 岁，临终前仍念叨 “英宗皇帝活了我”。 其二，推动社会伦理的转型。弘治元年（1488 年），有地方官上奏请求为节妇立 “殉夫牌坊”，被孝宗朱祐樘驳回：“先帝已废殉葬，民间何复效之？” 这道谕旨标志着官方对殉葬陋习的全面否定。到万历年间，文人袁宏道在《锦帆集》中已敢直言 “殉葬者，禽兽之行也”。 其三，重塑皇权的道德维度。此前帝王通过殉葬彰显权威，而朱祁镇之后，明朝皇帝更注重以 “仁厚” 塑造形象。 嘉靖帝虽沉迷修仙，却特意下旨豁免了无子嗣的邵贵妃殉葬；万历帝为彰显孝道，将祖母李太后的侍女都封为女官，避免其殉葬风险。 朱祁镇的帝王生涯充满争议：他宠信宦官导致土木堡之变，使明朝由盛转衰；复位后冤杀挽救社稷的大功臣于谦，留下千古骂名。 但废除殉葬的举措，却让朱祁镇在历史长河中获得了独特的正面评价。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直言：“英宗独见，罢免殉葬，遂破千古迷谬，视唐宗宋祖尤为卓识。” 这一评价虽有拔高，却点出了关键， 一位帝王能主动放弃 “皇权象征” 的殉葬制，本身就是对人性的觉醒。 从制度演进角度看，朱祁镇的决定并非孤立事件，为后世康熙彻底禁绝八旗殉葬陋习提供了历史依据。 正如明史专家孟森所言：“英宗之过，在私德之失；英宗之功，在救生民之命。一失一功，足以抵消。” 朱祁镇或许不是雄才大略的明君，但他临终前的这道遗诏，让冰冷的帝王史多了一丝人性的温度。 参考资料：《明史》《明史纪事本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