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的一个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钱学森走到邓颖超面前深深鞠了一躬：“邓老师好！”这声问候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邓颖超也一时没反应过来。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钱学森看出她的疑惑，笑着解释：“1919年您在北师大附小当老师时，我是二年级的学生。您可能不记得了，但我们都记得您是学校第一位女老师。” 这段对话被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记录在回忆录里。 原来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16岁的邓颖超因为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色，被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破格聘为教师。 当时的北师大附小是北京第一所实行男女同校的小学。 邓颖超和其他11位女教师的到来，在校园里引起不小轰动。 8岁的钱学森对这位剪着短发、穿黑布裙的年轻女老师印象深刻。 虽然邓颖超没有直接给钱学森上课，但她经常带学生们到街上发传单、贴标语。 钱学森后来回忆，正是这些活动让他第一次接触到“科学救国”的思想。 45年后的重逢，两人的身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钱学森已是中国导弹之父，邓颖超是国务院总理夫人。 但钱学森依然称她为“邓老师”，这个称呼一直保持到最后。 有意思的是，邓颖超经常把钱学森和钱三强的工作搞混。 她以为钱学森是搞原子弹的，钱三强是搞导弹的。 这种混淆其实情有可原，因为当时的保密制度极其严格。 根据中央档案馆2004年解密的文件，1960年代知道钱学森具体工作内容的中央领导只有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5人。 连国防部的很多高级将领都不清楚他在做什么。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更是被蒙在鼓里，她一直以为丈夫在西北搞气象研究，因为钱学森每次出差回来都会说“那边风沙很大”。 直到1980年代看报纸，她才知道丈夫原来是在搞导弹。 钱永刚记得，有一次父亲突然消失了三个月。 家里只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因工作需要外出，勿念”。 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钱学森在酒泉指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 这种保密要求对周恩来也不例外。 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乔金旺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件事：1967年6月，中国准备进行氢弹试验。 周恩来连续三天没有进食，一直在研究气象资料。 邓颖超看丈夫憔悴的样子，忍不住问：“是不是在等什么风向？”周恩来突然提高声音：“这是国家机密，谁都不能问，包括你！” 这件事被邓颖超在6月12日那页用铅笔写道：“恩来批评得对，我不该过问。保密纪律面前，夫妻也要有界限。”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校史馆里，至今保存着1920年的教师值班表。 上面显示，邓颖超和钱学森的班主任张老师恰好排在同一天值班。 这份泛黄的纸张，见证了那个年代的教育变革。 2012年，学校整理档案时还发现了一份1919年的学生名单。 钱学森的名字排在二年甲班第15号，旁边用毛笔注明“成绩优良”。同一份档案里，还有邓颖超的聘书副本。 邓颖超在附小任教只有一年多，1920年就去了天津。 除了钱学森，还有后来成为地质学家的李四光的儿子李林也是她的学生。 1978年，钱学森送给邓颖超一个东方红卫星的模型。 他在附言中写道：“这是学生献给老师的礼物，感谢您在我幼年时播下的种子。” 1991年7月，邓颖超住进北京医院。得知消息的钱学森带着一本旧书去探望。 那是1920年出版的《新青年》合订本，扉页上盖着“北师大附小图书馆”的印章。 护士许奉生在医疗记录中写道：看到这本书，原本意识模糊的邓颖超突然说了一句完整的话：“教室门口有棵大枣树，秋天结的枣子可甜了。” 在场的人都很惊讶，因为邓颖超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清晰地说话了。 钱学森握着她的手说：“对，那棵枣树我也记得，我们男生经常爬上去摘枣子。”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她珍藏着两样东西：一枚1920年的北师大附小校徽，一个1978年钱学森送的卫星模型。 天津的周邓纪念馆里，这两件物品被放在同一个展柜。讲解员会告诉参观者，这是一位老师和学生跨越70多年的情谊见证。 《邓颖超》 《周恩来最后60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