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亲自提拔的外长，处处跟他唱反调，不让IAEA总干事“进门” 事情要从今年 6 月说起，伊朗议会突然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暂停与 IAEA 的合作，特别是禁止 IAEA 总干事格罗西入境核查。阿拉格齐作为外长，不仅支持这一决定，还公开表示 “没有理由接待” 格罗西。 这让外界大跌眼镜，因为佩泽希齐扬上台时曾承诺改善与西方关系，而阿拉格齐作为他提名的外长，本应配合这一政策。 这里面的关键在于伊朗独特的权力结构。虽然总统是国家元首，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哈梅内伊掌控着军队、司法和媒体，连总统的任命都需要他点头。佩泽希齐扬虽然提名阿拉格齐当外长，但阿拉格齐的一举一动都得看最高领袖的脸色。 就像今年 3 月，佩泽希齐扬公开表示想和美国对话，但哈梅内伊一句话，他马上改口说 “不与美国谈判”。这种权力倒挂在伊朗政坛屡见不鲜，总统更像是执行者，而最高领袖才是决策者。 阿拉格齐的立场转变，其实是伊朗保守派势力的一次集体发声。议会里保守派占多数，他们长期反对向西方妥协。这次暂停 IAEA 合作的法案，正是保守派推动的结果。阿拉格齐作为职业外交官，深知在伊朗政治生态中，必须与保守派保持一致才能站稳脚跟。 更重要的是，哈梅内伊对核问题的态度一直很强硬，他多次强调 “伊朗的核权利不容侵犯”。阿拉格齐拒绝 IAEA 访问，实际上是在执行最高领袖的意志，而不是总统的政策。 外部事件也加剧了伊朗的强硬立场。今年 6 月，以色列和美国先后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导致纳坦兹铀浓缩厂受损严重。伊朗指控 IAEA 的监控设备被用于协助袭击，甚至称其为 “间谍工具”。 这种信任崩塌让保守派找到了绝佳的借口，他们借机推动立法限制 IAEA，而阿拉格齐作为外长，自然要在国际场合表达这一立场。有趣的是，阿拉格齐在访问俄罗斯时，特别强调伊俄合作修复离心机，这说明伊朗正试图通过 “去西方化” 路径应对制裁。 佩泽希齐扬的尴尬处境，暴露了伊朗政治 “钟摆效应” 的局限性。自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政治就在保守派和温和派之间摇摆，但每次调整都受制于最高领袖。 佩泽希齐扬作为温和派代表，试图放松社会限制、改善国际形象，但保守派通过议会和革命卫队等渠道处处设障。例如，他提名女性部长和改革派官员，但这些人往往在议会遭遇阻力。在核问题上，他想恢复伊核协议，但哈梅内伊和保守派更倾向于对抗，这让他的外交政策难以施展。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格齐的强硬表态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算计。作为前核谈判首席代表，他对西方的不信任由来已久。2015 年伊核协议签署后，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并重启制裁，这让阿拉格齐等外交官深刻认识到 “西方不可靠”。 如今美以的军事打击，更让他坚信 “谈判桌不如导弹管用”。这种经历塑造了他的外交风格，即通过强硬姿态维护伊朗利益，哪怕这与总统的初衷相悖。 在这场权力博弈中，IAEA 总干事格罗西成了牺牲品。他原定 7 月的访问，可能成为继 2012 年之后国际核监督体系的又一次挫败。伊朗的 “双轨制” 核外交正在成型：一方面通过中俄合作维持核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将 IAEA 边缘化。 这种策略虽然能在短期内凝聚国内共识，但也让伊朗与国际社会的裂痕加深。佩泽希齐扬的困境在于，他既想兑现竞选承诺，又无法突破保守派和最高领袖的束缚，最终只能看着自己提拔的外长站到对立面。 这场看似个人矛盾的外交风波，实则是伊朗政治体制结构性矛盾的缩影。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保守派的强势地位、以及外部压力的持续存在，共同塑造了今天的局面。 对于佩泽希齐扬来说，如何在有限的权力空间内平衡各方利益，或许是他剩余任期内最大的挑战。 而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伊朗核问题的复杂性再次提醒人们，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考虑到其独特的政治生态，否则只会陷入更深的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