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找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以解红军之危，宋庆龄直接卖房筹钱，把5万美

1936年，毛主席找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以解红军之危，宋庆龄直接卖房筹钱，把5万美元汇给了党中央，没过多久，周总理无意间把宋庆龄给钱一事告知了宋子文。

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躺着一份泛黄的抵押合同，纸上的墨迹有些模糊，但“用途：救国”四个字依旧清晰，好像在无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

这份合同直到2016年才重见天日，而真正揭开它背后秘密的，是一封写于1969年的私人信件。

信中内容不仅还原了一笔巨款的来龙去脉，更成了破解某些历史谜案的钥匙，甚至悄然改写了一些人的命运，这究竟是怎样一笔钱？又为何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故事要从1936年的秋天说起，那时的中国，已是风雨飘摇，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在陕北勉强落脚，处境却异常艰难。

部队缺衣少药，士兵的棉衣烂得露出棉絮，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连买一斤盐都难如登天，而且外有日本步步紧逼，内有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几乎被逼到了绝境。

所以为了扩充军备，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积蓄力量，急需得到一笔救命钱变得刻不容缓。

走投无路之际，毛泽东想到了一个特殊的朋友——宋庆龄。

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即便身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也始终是共产党最可靠的盟友，所以毛泽东相信，在这生死关头，或许只有她能拉红军一把。

他亲笔致信，由潘汉年秘密送达，请求宋庆龄设法筹措五万美元应急，在当时，这笔钱堪称天文数字。

收到信的宋庆龄没有片刻犹豫，她清楚红军的处境，也明白这笔钱意味着什么，一边是手足亲情，另一边是革命大义，但她干脆利落地选择了后者。

为了保密，她没有告诉任何家人，特别是她那位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政治立场与自己截然相反的弟弟宋子文。

她首先想到的，是孙中山留给她唯一一处遗产——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上的那栋小楼，那里承载着她和先生最珍贵的回忆，但她知道，国家的命运远比一栋房子更重要。

随后她拿出房契开始四处奔走，可是在当时的上海，银行对华人女性办理房产抵押的审查极为严苛，导致接连被几家银行拒绝，不是嫌手续麻烦，就是质疑房产的合法性。

最终，幸获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鼎力相助，才得以在麦加利银行成功抵押房产，贷得4.5万美元。

后来为了凑足五万，她又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抚恤金——那是孙中山去世后她唯一的生活来源，钱一凑齐，她便悄悄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这笔救命钱的运送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将现钞分装在几个大号保温桶里，外面贴上“宁波火腿”的标签作掩护。

货轮趁着夜色离港，经香港辗转广州，再由交通员一路护送，穿越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耗时二十多天，终于送到了陕北。

财政部长林伯渠拿到这笔钱后，立刻采购了食盐、药品和棉衣，甚至还买到了德国产的望远镜和先进医疗设备。

这笔钱，实实在在地救了红军的急，也为日后的抗战储备了宝贵的物质基础。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几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赴西安谈判，在一次与宋子文的会面中，周恩来出于礼节，随口提了一句“感谢您姐姐之前的慷慨资助”。

谁知这句无心之言，却在宋子文心里掀起了巨浪，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回到上海后立刻跑去质问宋庆龄。

而他表面上是关心姐姐，实则想借题发挥，在宋庆龄和共产党之间制造裂痕，搅乱当时微妙的政治局面。

但面对弟弟的诘问，宋庆龄没有过多解释，她早已不指望在政治上能与家人达成共识，只是平静地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才得知这笔钱的全部真相。

到了1954年，毛泽东委托潘汉年连本带息归还这笔借款，可此时的宋庆龄，因之前周恩来的“失言”风波，已被宋子文公开质疑政治立场，不胜其扰。

所以为了避免再起波澜，她没有直接收下还款，而是转交给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许建国处理。

但谁也没想到，这次还款又意外牵扯出更大的风波，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潘汉年因这次还款的经手过程受到反复盘查，这个本应是党内高度机密的往事被迫公开，成了他复杂案件中的一环。

说到底，这笔钱的意义早已超乎金钱本身，彼时，五万美元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使革命火种得以在陕北存续。

但比钱更珍贵的，是宋庆龄用行动表达的政治态度和信任，而这份支持，对当时腹背受敌的共产党来说，是千金难买的道义力量。

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出资赎回了那栋被抵押的房子，宋庆龄搬回故居时，发现那张抵押契的存根还静静地夹在一本《三民主义》里。

一直到1981年，她临终前将这处房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成了今天的宋庆龄故居......

【信源】澎湃新闻---潘汉年案的重要注脚：一封曝光的宋庆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