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一男子创作了一首歌，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他面对母亲年迈、妹妹病逝、爱人另嫁的残酷现实。他为什么会被判这么重的处罚呢？ 任毅，1947年出生在南京，家里条件普通，但从小就对音乐有种特别的痴迷。小学时，他加入了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嗓子清亮，唱起歌来总能让人停下脚步。中学进了南京中学生艺术团，他主攻二胡，手指灵活得像在弦上跳舞，后来还自学了吉他。那时候的南京第五中学，谁不知道任毅这号人物？毕业时，同学们都说他将来准能在音乐上闯出一片天。可惜，时代不给他这个机会。1968年12月，国家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得下乡支援农村建设。任毅没犹豫，收拾行李去了江苏省江浦县汤泉公社，满心想着用知识改变农村面貌。 到了农村，任毅才发现理想和现实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汤泉公社穷得叮当响，粮食不够分，工具破得没法用，农民累死累活也填不饱肚子。知青们来了，本想帮忙增产，结果大多连锄头都拿不稳，干活慢吞吞不说，还得靠农民救济粮食。任毅看着这一切，心里不是滋味。农民私下嘀咕：“这些城里娃，啥也不会，净添乱。”他开始怀疑，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到底图啥？每天顶着烈日干活，晚上睡在漏风的土屋里，他满腔热情一点点被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迷茫和疲惫。 1969年5月的一个晚上，知青们干完活聚在一起，有人叹气说想家，有人埋怨日子苦。聊着聊着，一个朋友拍拍任毅肩膀：“你不是会弹吉他吗？写首歌吧，把咱们的心声唱出来。”这话点醒了他。那晚，他借着月光，坐在土炕上，手指拨弄着琴弦，写下了《我的家乡》。歌里没有豪言壮语，就是简单的思乡、迷茫和对生活的无奈。写完后，他唱给朋友听，大家都说好，觉得这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坎。没多久，这首歌就在知青堆里传开了，田间地头总能听到有人低声哼唱，晚上还偷偷抄歌词。任毅挺开心，觉得自己总算干了件有意义的事。 可好景不长。1969年8月，一个朋友慌慌张张跑来找他，说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苏联电台播放《我的家乡》，还改名叫《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任毅一听，脑子嗡的一声。那时候中苏关系紧张，苏联那边播啥都可能是“敌对信号”。他吓得赶紧把歌词草稿烧了，连女友的信也一起烧掉，只想赶紧撇清关系。但这事哪是他能控制的？很快，南京街头冒出批判文章，说《我的家乡》是反动歌曲，散布不满情绪，动摇人心。上海的知青也开始传唱，风声越闹越大，直传到高层耳朵里。 1970年初，政治风向更紧了。四人帮掌权，下令彻查这首歌的来头。任毅被盯上了，扣了个“反动分子”的帽子，说他用歌词煽动阶级斗争。他吓得睡不着觉，决定主动去南京有关部门交代清楚，想着兴许能轻点处理。可没人听他的解释。2月19日深夜，士兵闯进他家，把他带走。审讯室里，歌词被一句句拿出来挑刺，说他这句是讽刺政策，那句是勾结外敌。任毅完全懵了，怎么也想不到一首歌能被解读成这样。5月24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他“反革命罪”，直接判了死刑。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完了。幸好，江苏省军委会的许世友将军看到卷宗，觉得一首歌就要人命太离谱，硬是替他争取改判。最终，死刑改成十年有期徒刑。可即便如此，这处罚也重得吓人，就因为那首歌被苏联电台播了，在那个敏感年代成了“通敌”的证据。 进了监狱，任毅彻底跟外界断了联系。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煎熬。他被关了快九年，每天重复着枯燥的生活，心里却一直在想外面的世界。1976年，四人帮倒台，政治气氛松动，他看到一丝希望，开始上诉。1979年1月4日，他终于被判无罪释放。走出监狱大门，他本以为能重新开始，却发现一切都变了。 母亲老了，满头白发，为了他四处奔走，身体早就垮了。妹妹病死多年，只剩个坟头孤零零立在那。最扎心的是，他深爱的女友等了他几年，最终扛不住压力，嫁给了别人，只留下一封泛黄的信。任毅站在家门口，看着这满目疮痍的一切，心里空得像被掏干了。他没抱怨，也没发脾气，只是默默接受了这一切。 后来，任毅决定回到音乐。他开始教孩子们弹吉他、拉二胡，把自己的经验传下去。教课的日子简单却充实，看着孩子们学会一首曲子，他心里总算有了点安慰。慢慢地，他的生活有了起色，心里的伤疤也在时间里淡了些。任毅没再写歌，但他用另一种方式让音乐活了下来。他的后半生，就像《我的家乡》的旋律，低沉过，也挣扎过，最终归于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