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禅师为老蒋占卜，却拒毛主席邀约，圆寂前留下一字令主席释然。一些外人眼中，虚云此人太过假清高、不识抬举，但殊不知禅师对于所谓的名利、政治，始终都是无所求、无所欲。 1952年，中南海专人敲响云居山寺门。来者身份不凡，手中带信，说是中央领导想亲自接见虚云禅师。信递上后，老和尚看了一眼，没多说话，只挥挥手示意收下。当晚他打坐到深夜，第二天回信四个字：“年迈，力薄。” 这封回信，传到京城。毛主席看完，沉默许久。身边人有点急，说他这是“拒绝接见”。毛主席却轻轻一笑，说“他有他的大道”。此后再无人提及召见之事。 虚云是谁？百年前的“肉团婴儿”，百年后的一代禅宗宗师。他生于清道光年间，初生时身体异常，被视为“不祥”，母亲难产而亡，亲人弃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被一位老僧人抱回庙里抚养，自幼听经念佛，未读圣贤书，心却清明异常。 十六岁，他离家出走，跑到鼓山涌泉寺剃度为僧。一路行脚，参访名师，从福建走到云南，又走到西藏，从不恋庙堂之安，也不求门徒之广。穷困时喝溪水吃野菜，修庙时挑砖石砌山墙。他修过断食法、寒林坐禅、夜行苦行，甚至冬夜雪地里脱衣坐雪，用体温融雪参悟“无常”。 到了清末，他名声渐起。慈禧听闻其名，赐紫衣宝钵；民国军阀争相礼请，他不去。一次八国联军攻城，他在庙中带众诵经祈雪，三日后竟风雪大作，敌军退兵，从此他成了“活佛转世”的象征，朝野敬仰。 但他从不把这些当回事。别人跪拜，他拱手；别人送金送银，他全数转捐修寺。修庙不是为立功名，而是为众生有处可栖、有饭可吃。百姓有难，他带僧众开荒种粮、分米济贫，吃斋吃得比平民还寒素。 抗战爆发后，他已年近百，却在南华寺组织僧人种田、藏民、护寺。一次轰炸后，他赤脚站在废墟上诵经三昼夜，感动数十难民留寺不走。他没什么政治头脑，也不讲战略，只说“救人，是佛家本分”。 1942年，重庆蒋介石召请他去主持护国法会。他去，但只带两人，衣物甚简。法会结束，蒋问他抗战何时能胜。他不答，只是从袖中取出三个字纸片：一为“十”，一为“卍”，一为“日”。众人不解，他也不解释。事后才明白，“十”者为完结，“卍”为佛法中生灭轮转，“日”者为日本。三字合一，正是轴心国终败、国运重启之象。 那一年，他已一百零三岁，行走尚健，说话无碍，抬头望天时目光透彻如镜。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高度重视宗教统一与整合，邀他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婉拒，只说“老僧痴钝，不堪重任。”有人劝他接受，说这关系佛门地位、僧侣前景。他摇头不语，只每日打坐念经，继续领众修庙、种田。 中央几次请他北上赴京，他都以年高体弱为由谢绝。毛主席曾私下提及此人，说他是“世外高人”，不必强求。不怒、不喜，是毛主席对他的评价。 1959年秋，他身体日渐衰弱。临终那日，他面朝云峰，端坐诵经至酉时，缓缓写下一字“戒”，便闭目圆寂。僧众大哭，消息传至京城。 毛主席听闻此事后，久久不语。身边人问那“戒”字如何解，他只叹一声：“世间人能守此一字，便无妄言妄行矣。” 这个“戒”字，不是给权贵的，也不是给僧众的，是给整个时代的。他没有布道，没有讲经，没有留下诗文，只留一个字，却比千言万语更有力。 后来，很多人批评他太过清高，说他不识时务，不懂政治。但懂他的人知道，他不是拒绝谁，而是不愿借佛门之名混进红尘政治。 他曾说，佛门如莲，出淤泥而不染。若佛心一动于权利名望，那便是“魔”。所以他谢绝每一个高位，不接每一次大礼，不因谁的名头而俯首。 他用一生行走在凡尘，却始终如山上孤松，不弯不倚。既不傲世，也不媚俗，只是坚守。 有人求他讲经，他就念一遍《心经》；有人求他传道，他就扫地挑水；有人求他开示，他就笑着说“无”。 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每一步都踏在中国佛教近代史的关键点上。他未入庙堂，却影响庙堂。他不求传世，却留下千年话柄。 一字“戒”，是他的结语，也是他给后人的答案。懂的人，沉默；不懂的人，喧哗。而真正明白的人，看见那一字，就会停下手中之事，低头思量：何为戒？如何守？ 而他，已然远去。风过云居山，只留老柏静立，秋水沉沉，像他一生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