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6]1946年10月，我党特工钟琪身份暴露，当军舰逼近时，钟琪夫妻俩对视一眼，把2岁儿子抱起来，纵身跳入大海。 这对夫妇都来自山东、河北的贫苦农民家庭。钟琪的父亲是胶济铁路工人，1928年因参加罢工被军阀杀害。董健民8岁时全家断炊，跟着父亲沿街乞讨过活。 1938年，18岁的钟琪带着母亲缝在棉袄里的两块银元，徒步走到太行山根据地参加革命。1939年，16岁的董健民在叔叔董秋斯引导下奔赴延安，叔叔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局情报科长。 董健民在抗日军政大学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天赋，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姑娘，三个月内就能熟练记忆上百组密码。1941年调入中央社会部机要科时，她已能背诵整套《明码电报汇编》。 钟琪也有过人本领，能一边和人打麻将，一边心算编解电报密码。这种天赋在当时的机要工作中极其珍贵，因为密码员必须在各种复杂环境下准确无误地处理机密信息。 1943年延安春节联欢会上，两人相识并坠入爱河。他们的结婚申请书写着：“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保证互不查看对方经手的文件，不过问彼此的工作内容。” 婚礼简朴得令人心酸，战友们凑钱买了半斤红枣当喜糖，董健民把上级配发的钢笔当了，换来一块做新裤子的粗布。但两人都很满足，因为能在战争年代找到理解自己工作的伴侣已经很难得。 1945年日军投降后，夫妻俩奉命携带密电码前往东北建立情报网络。此时董健民已怀孕，组织建议她留下待产，她坚持要跟随丈夫完成任务。 他们携带的密电码包含了中共在东北地区所有地下党员的联络方式，活动区域和重要据点信息，一旦泄露，整个东北的地下组织都将面临灭顶之灾。 国民党军方显然早就掌握了他们的行程，军舰派出的武装人员登船后，直接冲向二等舱13号包厢，行动极其准确。 钟琪立即意识到行踪暴露，开始紧急销毁随身携带的密码本。董健民抱着孩子在一旁警戒，夫妻俩动作配合默契，显然早就演练过这种紧急预案。 但纸张燃烧需要时间，而国民党士兵正在破门而入。钟琪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既然密码无法完全销毁，那就必须确保没有任何人能够从他们口中得到相关信息。 夫妻俩抱着孩子冲向船舷，钟琪在前，董健民在后，三人一起跳入汹涌的大海。国民党士兵向海面扫射，但巨浪很快吞没了他们的身影。 事后搜查发现，包厢地板缝隙里残留着烧焦的纸灰，证明他们确实在最后时刻销毁了部分密码本。但更多的机密信息随着他们的牺牲永远沉入海底。 幸存乘客张克敏后来回忆，钟琪夫妇跳海前曾大声喊道：“密码在，人在！”这句话成为他们留给世间的最后誓言。 1947年，大连海事法院调查此案时，国民党方面声称这是“正常的反共军事行动”。但调查显示，军舰开火时并未发出任何警告，完全违反了国际海事法规。 更令人震惊的是，事后调查发现船上确实有其他几名中共地下党员，但他们都成功隐藏了身份。只有钟琪夫妇因为携带密码本而无法伪装，最终选择了牺牲。 这起事件在当时的中共内部引起巨大震动，中央立即下令修改所有相关密码，并重新部署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虽然钟琪夫妇的牺牲避免了更大损失，但重建工作仍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连方面开始寻找钟琪一家的遗体，但因为海流复杂始终未能找到。1983年，民政部正式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在大连黑石礁建立了纪念碑。 曾与钟琪共事的老机要员李质忠晚年回忆说，他们完全可以把孩子托付给其他乘客，但选择了最彻底的保密方式。因为即使是2岁的幼儿，也可能无意中重复父母说过的只言片语，从而暴露机密。 这个细节揭示了地下工作的残酷现实，在生死关头，革命者必须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选择。他们不是不爱孩子，而是深知一旦机密泄露，会有更多的家庭遭受同样的悲剧。 如今每年清明节，仍有白发苍苍的老机要员来纪念碑献花。他们大多是钟琪夫妇的同事或战友，深知密码工作的艰辛和危险。 这些老人常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那个年代的选择。但正是因为有了钟琪夫妇这样的牺牲，才换来了后来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 信源： 《大连港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中央档案馆藏《东北局机要处烈士名录》（档案编号：ZD—1947—026） 《人民日报》1983年4月5日第4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 河北省静海县（今天津静海区）档案馆《董秋斯家族档案》 大连海事法院1947年《“海康号”事件调查卷宗》（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民政部《革命烈士英名录》（1983年版）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大连地区革命遗址通览》（2011年） K0618 吴申渡、金戴诗、秀彪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