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名日军军官，正在院门口，背着手散步。正得意时，6个穿伪军衣服壮汉，骑车冲出来，一枪就把他的脑浆打了出来！随后，20多名伪军，骑车追来。 1943年深秋，保定城南关车站。 晚饭后，日本铁道警务段头目大平少佐，像往常一样背着手，在篮球场边溜达。他腰间别着南部十四式手枪，皮鞋踩在碎石路上，发出 “咔咔” 的声响，过的好不自在。 突然，街角窜出六个骑自行车的人，穿着伪军衣服。为首的壮汉骑到跟前，猛地甩开车子，黑洞洞的枪口直接抵住大平少佐的太阳穴。一场复仇行动，毫无预兆地开始了！ 那么，这几名穿伪军衣服的人，为何要对大平少佐下手呢？说起来，这还跟一个人被捕有关。 三个月前的一个雨夜，保定地下情报站站长赵洪勋，在联络点被敌人抓捕。 赵洪勋 40 岁，是个地道的河北人。平日里，他扮成中药铺掌柜，把日军城防图藏在药罐夹层， 一次次秘密送往根据地。可那天，他正给交通员传递日军 “扫荡” 计划的密报，不幸被敌人盯上了。 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大平少佐亲自审问。皮鞭抽打、烙铁烫身、老虎凳折磨，赵洪勋疼得撕心裂肺地惨叫，却硬是一个字都没吐露。 大平少佐气得暴跳如雷，一脚踢翻审讯椅：“八嘎！把他押到石家庄，那里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 赵洪勋被秘密转移后，保定地下党急得不行。交通员老周连续三天蹲守在宪兵队门口，只看到一辆蒙着帆布的卡车在深夜开走。 区委书记李英儒攥紧拳头：“洪勋同志怕是凶多吉少了。这口气咱们必须出，不能就这么算了！” 1943 年 9 月的一个深夜，冀中九分区司令部里，油灯亮了一整晚。 司令员魏洪亮拍着桌子大骂：“大平这个老鬼子，手上沾了多少咱们同志的血！这次必须把他解决掉！” 侦察员带来消息，大平每天晚饭后都会去南关车站篮球场散步。但车站周围全是伪军岗哨，保定城的日军骑兵十分钟就能赶到，刺杀难度极大。 关键时刻，武工队队长杨寿增想出个办法：“用自行车！换上伪军衣服，打完就跑。自行车能钻胡同、进庄稼地，鬼子的汽车骑兵根本追不上。” 大伙一听，都觉得这主意靠谱！ 经过三天紧张演练，臧永安、魏树槐、冯志等六人组成突击队。出发前，冯志仔细检查自行车链条：“这次行动，速度就是命，千万不能掉链子！” 9 月 18 日傍晚，保定城南关。六个 “伪军” 骑着自行车，慢悠悠晃进车站广场。 臧永安扫了眼岗哨，心里一紧 —— 大平的副官正在挨个查证件，伪军比平时警觉多了！ “散开，按计划行动！” 臧永安低声下令。冯志和魏树槐推着车往篮球场走，另外三人在车站门口待命。 大平准时出现了。他习惯性摸摸腰间的枪，眼神扫过冯志他们。就在这时，魏树槐突然加速，自行车链条嘎吱作响。大平反应极快，往后退半步，手已经摸到枪套。 “冯志，躲开！” 魏树槐大喊，驳壳枪瞬间开火。大平的钢盔被打飞，当场倒地，鲜血溅了一地。冯志冲上去，从他腰间搜出两支手枪。 “冲进去！” 臧永安一声令下，六人撞开大院木门。屋里的伪军正打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缴了械。魏树槐一脚踢开柜子，里面藏着十几支三八大盖和一箱子弹！ 刺耳的警笛声从车站传来。冯志拼命蹬车，身后传来伪军大喊：“抓八路！” “分开跑！” 臧永安拐进小巷，自行车在青石板路上颠得厉害。回头一看，至少二十个伪军骑车追了上来。 夜幕下的高粱地黑黢黢的，六个人把自行车推进齐腰高的庄稼，各自找地方藏起来。伪军拿着手电筒在地里乱照，却怎么也找不到人。 “撤！” 等到远处传来狗叫声，臧永安才敢下令。六个人猫着腰在高粱地里穿行。冯志摸了摸口袋里的枪，忍不住笑：“老魏，你这枪太准了，差点溅我一脸血！” 大平被刺的消息，第二天就传遍保定城。伪《新民晚报》用整版篇幅吹嘘 “皇军勇士英勇殉职”，却在最后酸溜溜提了句 “共匪使用卑劣手段”。 这边武工队早就转移了驻地。杨寿增看着缴获的武器，直夸冯志：“你小子这次立大功了！” 冯志挠挠头：“我就盼着把这些枪送到根据地，多杀几个鬼子！” 三个月后，冀中军区发来了嘉奖令。司令员吕正操在电话里说：“这一枪，把鬼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了！” 而冯志，正在油灯下仔细记录这次行动的细节 —— 这些文字，后来成了经典小说《敌后武工队》的重要情节。 到了2023年，保定南关的篮球场变成了市民公园。一棵老槐树下，89岁的冯志缓缓回忆：“那天的枪声，是我们对侵略者的怒吼。大平倒了，但只要还有鬼子，我们就不会停！” 当年的武工队员冯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