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4岁的张大千在台北荣总病房病逝，他的遗嘱很快在报纸公布，令人惊讶的是，张大千将遗产分为了16份，其中15份是给陪伴张大千到最后的徐雯波和14位子女，余下一份，则给了一位远在北京的孤独老妇杨宛君。 请有缘人留个“关注”，说说您的精彩见解，共勉之~ 杨宛君把那根短短的辫子剪下来时，天正热，风里都是沙土，张大千望着她，说不出话，他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子敢这么利落，把长辫往桌上一甩，像断掉的藤条，却笑得自在，眼睛里还亮晶晶的。 他说她像个男孩儿，她就真穿了他的长衫跟着他走在敦煌的洞窟前，后头人都以为那是他的小徒弟，哪能想到，那是他新娶的太太，杨宛君。 当年她跟他去了敦煌，带着一点点不安，也带着几分骄傲，可这份骄傲很快被现实压得没了影儿。 荒漠没花没草，连个能说话的女人都没有，张大千埋头画壁画，三伏天一蹲就是一天，她倒水、研墨、裹着棉袄帮他递画笔，汗流得脚都打滑。 他常说“敦煌三年成就了我”，可她知道，是她把青春熬成了他画笔下的飞天，可是后来呢？ 离开敦煌，也同时是选择离开她，带着新人去了南美、台北，画了一幅幅“世间最美的仕女”，却再没叫她坐下当模特。 杨女士留在了内地，过的是另一种人生，扫厕所、抹地板，肺里咳出来的不是血，是砂砾，直到那年台北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报纸上还登出了他的遗嘱。 她那时已经六十多岁，手一抖，报纸掉在地上，可她没哭，眼泪也干了太多年，只是靠着藤椅，咳个不停，那个年代，谁还记得她。 可他竟然记得她曾爱听《黛玉葬花》，当年打赏用的金子，他还记得，这让人笑，也让人酸，她一手扶起那幅他当年画的《飞天仕女图》，画里的她眉眼含春，可镜子里的她，早已是个沟壑纵横的老太太。 她最终把那份金条熔了，打成一对鼓槌，抱着咿咿呀呀唱戏，像是在为过往那段无人问津的情感办场送别。 张大千的情感世界里从不缺美人，他眼里，美人不只得貌美，还得气质娟秀、骨肉匀停，最好像古画里走出来的那种女子。 他说仕女得画得轻盈飘逸，不然就俗了，他偏爱唐宋的审美，连梅兰芳上妆的身段他都当作“活画稿”来看，他能为了一个美人的手势在画纸前一站就是一天，哪怕那只手只是纤细地勾着一缕头发。 杨宛君的手，他曾说过，那是最能画的手，一双手，画里画外，牵过他的心，也端过他一日三餐，可即便她是他画中最初的灵感，也终究没能走到最后。 走到张大千生命尽头的，是徐雯波，她来得晚，却留下得最久，没人能否认她的能力，从她十八岁挺着肚子闯进张家的那一刻起，她就注定不是个简单人物。 张大千画画讲究颜料搭配，而徐雯波能在凌晨三点半爬起来为他补画纸，配色配得比他自己还准，他咽气前，连要什么颜色都不说一句话，只握着她的手，她就能猜出是赭石还是藤黄。 遗产的九成多给了她，这让旁人议论纷纷，可你若见过她如何守着画室，如何一年三百天不曾懈怠，也许就会理解，张大千留的是一份肯定，不只是情感。 但说到底，艺术从不是一个人的荣耀，那些留下来的画，背后都藏着无数人的血和泪，杨宛君捐给国家的敦煌临摹稿，修复师发现每张画背后都有压扁的头发丝——那是她趴在画案上睡着时留下的痕迹。 画里埋的，不是颜料，是他们的命和记忆，黄凝素，也陪了张大千二十多年，生儿育女，却在沉默中渐渐退场。 毕竟他常年在外，身边总有新的人新故事，她只能守着家和孩子，麻将桌成了唯一的避风港，直到牌桌上那个比她小的男人用几句软话打动了她。 于是她离开了张大千，带走一笔钱，也带走了一段岁月，可这两个人最终也还是分开了，那些爱情里的“如果”，终究输给了现实。 张大千一生有才，也有情，他画过无数的美人，称自己不敢说最懂女人美，但他看的比别人细，画得比别人深。 可他可能始终没懂，那些为他撑起世界的女人，不只是画中人，岁月最公平，一张画能存百年，人却早已散在风里。 有人为他熬尽青春，有人陪他共赴远方，还有人至死仍咿呀唱着他年轻时为她画的画，人间情爱，说不清，画得出，却收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