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宋彬彬去世，她曾给毛主席戴红袖章。
2024年秋季，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医院里，83岁的宋彬彬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监护仪的声响规律而低沉，仿佛在为她的人生画上句点。 在她留下的遗物中，一张泛黄的照片静静躺在床头抽屉里：那是1966年8月18日，一个梳着当时流行发型的年轻女孩，踮起脚尖为毛泽东佩戴袖章，照片中的她，刘海被风吹得略显凌乱。这张照片，编号7721-甲，现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却也让她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始终笼罩在争议的阴影之下。
这源于天安门广场上那个令人难忘的瞬间。当广播里传来“毛泽东主席接见宋要武”的播报声时，北京女附中的操场上，副校长卞仲耘的遗体正静静地躺在担架上。 仅仅三个小时前，她惨遭学生殴打致死，成为北京第一位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而此时，宋彬彬正和游行队伍一起返回学校，意外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在随后的法庭陈述中，她多次强调自己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并有三百多名同学可以作证。
署名“宋要武”的《我为毛主席佩戴了袖章》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后，全国掀起了一阵改名热潮，也让她卷入了这场巨大的风暴之中。 在广州的串联活动中，宋彬彬发现大街小巷都张贴着污蔑她的传单；在火车上，她听到乘客对她恶语相向，不得不跟着附和，以掩饰内心的恐慌。 1980年，她赴美留学，这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 即使远隔重洋，她也未能逃脱过去的阴影。 波士顿大学入学第一天，就有中国留学生向大使馆举报“杀人犯混入校园”。 经过教育部紧急调查，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档案里只有一句模棱两可的批注：“未查见当事人实施暴力行为”。 正是这句话，让她得以继续学业，并最终获得了地球化学博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记录显示，她是当时唯一一位每天工作14个小时的研究人员。
千禧年后，这段往事再次被提起。历史学者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调查报告》引发了广泛关注。 宋彬彬的同窗叶维丽也展开了独立调查，并找到了关键证人——退休教师于羚，她花了三年时间整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资料。 2006年冬天，叶维丽和同学刘进拜访王家时，86岁的王晶垚指着资料柜说：“这些都应该留给历史评判。” 他拒绝与宋彬彬见面，只让她们转告一句话：“真相不是个人能够承受的。” 2007年，北师大实验中学九十周年校庆上，悬挂的“八一八”照片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中国青年报》更是公开质疑：“暴力符号怎能成为荣耀？” 舆论的压力达到顶峰时，宋彬彬的丈夫劝她领奖“澄清事实”，但她却躲进波士顿图书馆的地下室，试图寻找1966年8月校医的记录，可惜那页记录已被咖啡弄脏。
48年后，宋彬彬终于在北师大的会议室里，向世人表达了歉意。 她颤抖着念出“愧对卞校长栽培之恩”时，一位白发老人突然站起来：“我是当年给你写入党介绍信的吴老师！” 老人拿出泛黄的《入党志愿书》，上面清晰地写着：“该生品学兼优，无不良行为”。 仪式结束后，王晶垚托人送来了一个铁盒，里面是卞仲耘1965年写的教案，扉页写着娟秀的小字：“今日讲授《纪念刘和珍君》，当使诸生知正义非暴力”。 在波士顿的追悼会上，一段从未公开的家庭录像被播放出来：晚年的宋彬彬教孙女写毛笔字，孩子天真地问：“奶奶，你的名字为什么有两个‘彬’？” 宋彬彬握着孙女的小手，在宣纸上描画着，阳光拉长了祖孙俩的影子。 （主要信源：《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