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陈仪被押赴刑场，他怒斥：“用不着！向我头部开枪，人死，精神不死！”
1950年6月18日拂晓，台北马场町的处决现场寒气逼人。 陈仪身着笔挺的白西装，步履稳健地走向刑场。他神情平静，没有一丝慌乱，只是直视着前方。监斩官蒋鼎文伫立一旁，手里握着执行命令的文件。有人送来祭奠的酒菜，却被陈仪断然拒绝。他平静地提出要求：子弹直射头部，身后事无需军礼，只当平民安葬。蒋鼎文默然点头，应允了他的请求。
就在前一天，陈仪才得知自己的死期将至。 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自从1949年2月被押解来台，他已经在岛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年多囚禁生活。 这段时间里，他的名字从台湾政坛彻底消失，昔日的部下不敢公开提及他的名字，亲友的探望也被严格限制，他的生活与外界彻底隔绝。曾经的同僚，有的对他避之不及，有的则沉默不语。
1948年末，身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亲眼目睹了内战的失控，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以及百姓的深重苦难。他意识到局势已无法挽回。 作为一名资深的军政官员，他无法再忍受生灵涂炭的惨状。于是，他决定联络昔日军队中的同僚，试图促成地方的和平。京沪杭一线是当时的战略要地，而防线的指挥权掌握在他曾经的学生——汤恩伯手中。
师生情谊深厚，陈仪写信给汤恩伯，希望他能为国家前途着想，放弃长江防线的抵抗，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汤恩伯收到信后却犹豫不决。 他身居高位，掌握重兵，又长期受到蒋介石的器重。面对师恩和效忠之间的矛盾，他最终选择了将陈仪的信呈递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阅信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将陈仪调离浙江，并以“泄密”、“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其逮捕，先后关押在基隆看守所和台北监狱。外界对事件的真相毫不知情，只有零星的传闻流传。
军事法庭的审判流于形式。蒋介石亲自指定顾祝同为审判长。陈仪在庭上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承认曾试图劝说他人和平解决问题，但他同时强调，当时的局势已无法逆转，继续战争只会加剧灾难。审判仅持续了两天，结果早已注定——死刑。
陈仪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不再上诉，也不求情减刑。他在狱中写下遗书，处理个人身后事，并特意嘱咐身后事要以平民身份办理，不穿军装，不留军籍。他不想再与这场战争有任何牵连。他的一生曾为国家抗战，却最终因为追求和平而被处决。他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执行死刑的那天，气氛格外凝重。士兵提前列队，民众被隔绝在外。 陈仪被押出牢房，他没有反抗，拒绝了蒙眼，挺直了身躯，平静地注视着前方。执行枪决的士兵多是外调部队，对这位前上将并无个人恩怨，他们的手指微微颤抖。陈仪一动不动，没有呼喊，没有哭泣，子弹精准地击中了他的头部。他悄无声息地倒下，鲜血溅落在地。
当天傍晚，家属低调地收殓遗体，火化后，他的骨灰被五弟秘密安葬在台北郊外的一处无名荒丘，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只压着一块青石。多年以后，有人会在清明时节悄悄前来祭奠，却从未留下姓名。
汤恩伯因为此事暂时保住了性命，继续担任警备总司令，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但他声望一落千丈，同僚视他为叛徒，部下对他冷漠相待，就连家属在军队中的安排也处处受阻。四年后，汤恩伯因病前往日本就医，在东京一家医院去世，临终时只有两名副官陪伴左右。据说，他的床头放着一张他和陈仪的旧照片。
马场町刑场后来被改建成一座公园，曾经的刑场早已不留痕迹。 许多年后，当地的一些居民仍然记得那天穿着白色西装的老人，记得他临死前挺直的身姿，记得他临危不惧的神情。他临终的遗言——“人死，精神不死”——被后人悄悄流传，那一天的雾气早已散去，但他留下的印记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回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