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后，梅汝璈遭受到巨大磨难，小将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件法袍，是梅汝璈在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所穿，它不仅仅是一件衣物，更是一段沉重历史的见证。 1945年的东京，战火刚熄，国际社会联合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派出代表法官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彼时的梅汝璈年方四十余岁，已有丰富的法律研究背景和国际视野。 他是清华学校留美班出身，先在斯坦福修习文学，后于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学，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他不仅讲授法律，也参与多个部门的法制建设，是法学界少有的实干者。 出任东京审判法官，对梅汝璈而言不仅是职业挑战，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民族责任，在长达两年半的审判中，他收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与其他侵华暴行的资料，参与案件论证，力主坚持法律正义的底线。 在量刑环节，面对部分审判方对主犯减刑的提议，他寸步不让，要求对东条英机等人处以极刑，最终七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中国在国际法庭上为无数死难同胞讨回了公道。 东京审判的岁月成为梅汝璈人生的高点，也让“国家尊严”在他心中埋下了无法磨灭的种子，那件黑袍，是他在无数次庭审中所穿，象征着正义与信仰，更象征着中国第一次在国际法律舞台上据理力争的身影。 1949年春，北平解放的消息传遍海内，大批旧政界人士纷纷南渡，或赴台湾，或前往香港避难。 而梅汝璈曾任高级职务，有国外背景，又以东京审判一战成名，自然被多方劝离，甚至有人为他安排好退路只待他点头，但他选择留了下来，没有前往安全的南方。 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早在1948年，国民政府曾任命他为司法行政部长，他当即回绝，并婉言退出政治。 在北平新政权逐渐建立之际，他认为自己的知识背景与国际经验，正可以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力量，此后他受聘为外交部法律顾问，参与条约制定、外交文书修订，也在高校继续讲授法律课程，力求在教学中传递规范、理性的法律观念。 但1966年开始的政治运动迅速蔓延，知识分子受到普遍冲击，梅汝璈作为曾参与旧政府、拥有国际背景的专家，自然在劫难逃。 他的书籍、讲稿、旧信件被迫交出，住所也遭反复查抄，那一件他小心收起多年的黑袍，也在一次搜查中被翻出。 这一次他才第一次站起身，说出它的来历，说出当年那场国际审判，说出那段属于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正是梅汝璈那一番平静讲述，使他们最终选择放下手中的火。 最终这件法袍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那不仅是物的幸存，更是记忆的延续，是一个学人用生命捍卫的正义象征。 晚年的梅汝璈生活清简，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始终未停止法律研究，偶尔有学生登门请教，他仍耐心指点，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活着要对得起自己的本分。 1973年，他在北京安然辞世，身后不留遗产，也无官方褒奖，只有抽屉中那件早已发旧的黑袍。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信源：百度百科---梅汝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