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之后，中国科学院按照教授一级工资，给钱学森每月335.8元人民币，1957年起，钱学森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月增加津贴100元人民币，另外，每年年底给钱学森500元人民币左右的奖金。
“钱财如粪土”，这话谁都会说，可真信的没几个，社会现实往往是另一番景象，但偏偏就有人把这句古训活成了一辈子，而这个人，就是钱学森。
在中国近代史上，钱学森这个名字的分量无需多言，但在他那些响当当的头衔背后，藏着一个更有意思的现实：他身为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之一，拿着足以让任何人眼红的薪水，却反复主动要求降薪，甚至把百万奖金随手捐掉。
他到底图什么？
故事得从他“富”得流油的年代说起，当时的钱学森出生在清末民初，国家最衰弱的时候，他从小就憋着一股劲，要用航空救国。
这股劲把他从上海交通大学，一路送进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而进入学院之后，他的才华几乎是喷涌式的，一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
即便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被飞机制造厂歧视性地拒绝，也没能挡住他，转头他去了加州理工，拜入航天泰斗冯·卡门的门下，师徒二人联手搞出的“卡门-钱学森公式”，直接解决了当时航空界的一大难题。
到了1945年，他已经是美国空军科学家咨询团的核心成员，跟着冯·卡门去欧洲考察德国的火箭技术。
归国前，他是麻省理工最年轻的正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声望卓著的“戈达德”教授，手握着“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职位，可以说学术地位和收入，都已是金字塔尖的水平。
但这一切都拦不住他回国的决心，因为他心里装着的，始终是那个一穷二白、等着他去建设的祖国。
直到1955年，冲破重重阻挠，他终于踏上归途，在纽约码头，有记者不识趣地问他将来是否还可能回美国，钱学森的回答干脆利落：“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这话不是场面上的客套，而是他后半生的行动纲领，所以一回国，他立刻被委以重任，出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直接拉开了中国火箭导弹事业的序幕。
他一句“中国完全有能力自行研制火箭”，几乎改变了个人的职业轨迹，也重塑了国家的国防未来。
1956年，在他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推动下，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从原子弹到人造卫星，再到后来的载人航天，每一个里程碑背后，都有他的贡献。
所以面对这样的人才，国家自然不会亏待，当时在1955年，他拿的是一级教授工资，每月335.8元，后来1957年当选学部委员后，又多了100元的津贴，年底还有约500元的奖金。
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顶级收入，但更有面子的是，一次国宴，毛主席亲自把他从第37桌请到自己的1号桌同坐，这份礼遇，规格之高，不言而喻。
可吊诡的是，拿着高薪的钱学森，日子却过得相当“紧巴”，他不仅要养两个孩子，还要赡养父亲、岳母和岳母，甚至连家里的保姆都要负责到底。
但如果说节俭是被动选择，那他对金钱的态度则是主动的疏离。
1963年，他甚至亲笔写信给上级，认为自己的工资太高了，超过了为人民服务的标准，主动要求降薪。
这他不是说说而已，1958年，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中文版拿到1.15万元稿费，在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讲课时，他发现很多穷学生连买本子和笔都困难，便毫不犹豫地把全部稿费捐了出去。
1994年和2001年，他先后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和霍英东“科学成就终身奖”，奖金都是100万港元。
据他秘书回忆，钱学森压根没碰过这些钱，直接让秘书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项目，就连父亲去世后单位补发的工资，他都一分不留，全额交了党费。
除此之外，钱学森对原则的坚守，也是近乎苛刻，他家有五十个装满书籍资料的书柜，却从不让家人用公车办私事。
当时他的父亲去单位领工资，他却坚持让老人家自己坐公交，就连组织上想给他换个大点的房子，他都毫不犹豫的谢绝了，理由是不想和普通百姓拉开距离。
直到1991年，国家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一级英雄模范”的至高荣誉，他却异常冷静，反复交代不要宣传，功劳是集体的，不是他一个人的。
晚年的他，依旧风趣，2001年，妻子蒋英替他去领“霍英东杰出奖”，他开玩笑说：“你要钱，我要奖（蒋）！”一句玩笑，道尽了他一生对名利的淡然和对爱人的深情。
直到2009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他身后事要求从简，但国家还是以全军仪仗队的最高规格为他送行，棺木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但他走后的第二天，北京竟下起了罕见的大雪，可谓是天地同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