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江苏省痛割了十个县城给上海。当时，这一举措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反对，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上海也不负众望，把这些县城栽培得非常好，使得它们成为了现在的明星区县。 1958年，上海正处在工业化的关键期。那时候，它只有620平方公里的地盘，工厂挤得满满当当，码头忙得热火朝天，但空间实在不够用。上海要想成为全国经济龙头，必须扩张。而旁边的江苏，管着宝山、嘉定、上海县、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松江和崇明这十个县，经济基础扎实，既有农业支撑，也有工业潜力。上海看上了这块宝地，提出了划归的想法。 江苏一听就炸了。这十个县可不是边角料，都是经济命脉的一部分。江苏担心税收大减、管理失控，基层群众也怕土地被征、工厂搬走，日子不好过。反观上海，急着要地盘，觉得这是工业化的救命稻草。两边立场针锋相对，争议自然少不了。 这场划界的背后，离不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推动。他1902年出生在安徽，家境不错，早年当过老师，后来投身革命，经历了不少波折。1949年后，他管过南京，1954年来到上海，赶上了工业化的热潮。柯庆施很清楚，上海要想腾飞，光靠老城区那点地儿远远不够。他盯着江苏的十县，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柯庆施跑去北京，向中央摆事实讲道理：上海要当全国经济引擎，必须有更多土地和资源。这十县划过来，能让上海的工业布局更合理，还能带动周边发展。中央听完，掂量了一下大局，觉得这事儿靠谱。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1958年1月，宝山、嘉定、上海县先划了过去；同年11月，另外七个县也跟上。上海面积一下从863平方公里跳到6300多平方公里，彻底变了模样。 十县到手后，上海没闲着，马上派人下去调研、规划。宝山靠着黄浦江，地理位置好，1978年建起了宝山钢铁厂，后来成了宝钢集团，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嘉定瞄准汽车工业，引进了不少车企，搞起了产业园。青浦靠着淀山湖和古镇，发展旅游业，吸引城里人来放松。松江、金山、奉贤建工业园，修路通电，厂房一片片冒出来。南汇和川沙继续种优质稻米，供应上海市场；崇明搞港口贸易，经济也热闹起来。 这波操作下来，十县的经济结构变了样，既有工业撑腰，又没丢掉农业和自然优势。上海用这些新地盘，把工业化搞得风生水起，彻底摆脱了空间不足的困境。 江苏这边，十县划走当然不是没代价。短期看，税收少了，经济确实受了冲击，管理上也乱了一阵子。当地人心里不痛快，觉得被“割了肉”。但时间一长，效果慢慢出来了。上海发展起来后，辐射效应带到了江苏。两地合作多了，江苏的市场机会和资源流动也跟着增加。可以说，江苏短期吃了亏，长期却没白干。 上海这边，十县的加入直接助推了它的崛起。从一个地盘狭小的城市，变成了工业、农业、服务业全面开花的经济中心。居民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日子越过越好。 柯庆施1965年在成都去世，没能看到十县的最终模样。但他留下的规划思路，成了上海后来发展的指南针。他的眼光确实毒辣，看准了区域整合能带来的红利。上海能有今天的地位，这场划界功不可没。 从更大的角度看，1958年的决定不只是上海和江苏的事儿。它证明了区域协作和资源整合，能让多方都赚到好处。地方利益得让步给国家大局，短期牺牲换来的是长期回报。这段历史成了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块活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