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31年，李远芃的父亲李硕勋在那年被枪决在琼州的雨夜里，成为中共早期革命烈士名录上的又一位注脚。 于是，赵君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带着李远芃在战火中辗转逃亡，一路从上海到武汉，再到西南边陲。 身份的特殊以及父亲的牺牲都让这个家庭成了党组织时刻要保护的对象，也是在这时，一位沉稳干练的中年女性接触到了这个家庭的信息。 她没有公开的承诺，却悄然派人来访，将母子接入了八路军办事处的保护范围，她就是邓颖超，一个早已是中国共产党核心人物之一的女性。 在那个组织纪律至上的年代，邓颖超对一个孤儿的接纳，并非情感驱使那么简单，她心里清楚，这个孩子是李硕勋的儿子。 李硕勋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中牺牲，而他的遗孤不能让他在苦难中失去未来，邓颖超没有把这件事交给别人处理，她亲自介入生活的琐碎细节，安排了李远芃的起居、学习、生活物资供应，甚至亲自为他请来识字老师。 每一步都安排得严谨周到，不仅是出于政治责任，更因为她已把这个孩子看作了某种延续，在邓颖超的关照下，李远芃的名字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李鹏”这个新的身份。 他开始接触组织生活，接受严格的学习训练，从小被灌输对国家命运的认同和服从，他对邓颖超产生的敬意，不是普通亲属间的感激，而是一种近似于忠诚的服从。 他在成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几乎都能看到邓颖超的身影，她没有把他交给育儿所，也没有安排秘书打理日常事务，而是亲自过问他的学习方向、交友圈子和思想动向。 李鹏少年时期的学习和成长环境极为特殊，他没有自由选择未来的权利，也没有随波逐流的可能，邓颖超替他选定了延安，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真正的政治组织架构，也初次明白了自己在组织内部所承担的角色。 延安之后，是北方的张家口，再是被送往苏联的莫斯科，在每一段旅程起点，邓颖超都给予指示和规划，她不是要求，而是直接决定。 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做法不是冷酷，而是制度中的亲情表现，她关心李鹏的生活状况，却绝不允许懈怠懒惰。 在莫斯科的那些年里，李鹏多次收到邓颖超手写的信件，有时不过寥寥几行字，却直指态度、品德、方向。 1955年，李鹏从苏联归国后，被派往东北的丰满水电站，开始从一名技术员做起，在那些零下数十度的寒夜中，他逐渐成长为电力系统的骨干力量。 他没有像许多同辈人那样转向政治宣传或者行政管理，而是牢牢地站在技术一线，因为他知道这是邓颖超为他选择的轨道，他不愿辜负。 1979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初起，李鹏被提拔为电力工业部部长，从此，他站上了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最前线。 电力短缺是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他主张集中资源兴建大型电站，推动全国电网一体化，他的管理风格严谨、目标明确，决策时少言寡语，但步步推进。 1992年，正值三峡工程争议最烈之时，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强力主导该项目的审批流程，他不畏质疑，直面压力，推动这一百年大计落地实施。 在这个关键节点，邓颖超却因肺病加重住进了北京医院，她的病情迅速恶化，组织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全天候值守，却无法阻止她逐渐陷入弥留之际。 李鹏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站在床前，邓颖超已无法长时间开口，只能间断发出几个音节，就在众人以为她无法再清醒发言之时，她缓缓睁开眼，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了“李鹏”两个字。 这是她生前最后一句话，没有夸奖、没有告别，只有那个承载了几十年牵挂与安排的名字，她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嘱咐后事。 在她看来，该说的已经说过，该做的也已做完，她不是把李鹏当做儿子简单地挂念，而是将他视作一项未竟任务的延续。 这段师徒般的关系既不张扬，也不外露，却在国家建设最关键的几十年里，形成了某种强大的隐形力量。 邓颖超以母亲般的关爱和组织者的严厉，塑造了李鹏的全部人生轨迹，而李鹏也在这份沉默无声的托付下，走完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