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蒋介石去电王耀武,让把丢失周村的师长周庆祥押去南京受审。王耀武准备了一桌酒菜,说:“周师长这次去南京,怕是有去无回了。” 那顿饭两个人都吃得味同嚼蜡,他明白王耀武这句近乎判决的临别赠言,并非危言耸听。 三个月后南京雨花台的枪声响起,这位曾经的抗日名将的生命走向了终点。军法会审的结果是贻误战机,罪名成立即刻执行。由于这是蒋亲自点名要处置的人,整个过程雷厉风行,无人敢为他多言半句。 这一切都源于那场仅仅持续了一天的周村之战。 1948年3月,当时的周庆祥头上顶着整编32师师长的头衔,心里却比谁都清楚这个师的底细。这是一支刚刚重建的部队,人员、建制、装备都捉襟见肘,说是师其实更像个大杂烩,战斗力根本无从谈起。 老乡兼上司的王耀武本意是让他慢慢整训,别急着上战场。 可战局瞬息万变,一纸军令让原驻周村的主力被调走,王耀武只能把周庆祥这个半成品师推了上去,去守一个从张店到明水、从齐东到博山的巨大摊子。 这种分兵布防的架势在老兵油子眼里简直就是等着挨个收拾的送死局。 不祥的预感很快应验。3月10日王耀武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周庆祥等人均在场。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的急电传来,告知王耀武我军已接近恒台。 王耀武当场痛骂情报部门是饭桶,随即中断会议,目光如炬地投向周庆祥,命令他火速赶回死守周村。 周庆祥心急如焚地赶回驻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致电36旅旅长张汉锋率部火速增援,此时他们正驻扎在附近。 可这道救命的命令却遇到了软钉子。张汉锋和他手下的团长胡润身盘算着,增援周村无异于跳火坑,远不如守着现在的地盘,或者干脆退往济南来得保险。 他们以驻防明水是王主席亲自安排,不敢擅自移动为由百般拖延。 电话里周庆祥的怒吼几乎要震碎听筒,但张汉锋就是不为所动。最后还是王耀武亲自打电话施压,这位旅长才慢吞吞地拔营出发。 这位张旅长在出发前还给自己占了一卦,卦象显示大凶,这下更不敢快走了,一路走走停停,探头探脑,硬是把几十里的路程磨蹭到了第二天的黄昏时分才堪堪进城。 就在这致命的拖延和混乱之中我军的特工人员早已行动。他们化装成国民党军,利用守军从长山县城溃退回周村、城门大开的间隙,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城内,在民房僻静处潜伏下来,为即将到来的总攻做准备。 很难想象在指挥部里焦头烂额、连部下都调不动的师长曾是何等威风。周庆祥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无论是武汉保卫战,还是两次长沙会战,他都是冲杀在第一线的猛将。 在被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衡阳保卫战中,他率领第三师血战到底重创日军,即便是战败被俘,也能在二十多天后设法逃出生天,收拢残兵重建部队。那枚青天白日奖章就是对他赫赫战功的最高褒奖。 然而过去的荣光并不能支持眼前的绝境。 3月12日凌晨,我军的总攻开始了。炮火铺天盖地而来,早已潜入城内的部队中心开花,城外的主力则势如破竹。周庆祥的指挥部瞬间与外界断了联系,他成了一个聋子和瞎子。城内守军本就士气低落,此刻更是兵败如山倒,手下的士兵们四散奔逃。 到了中午,周庆祥看着已然失控的局势,他没有选择与阵地共存亡,而是带着少数亲随钻进了日军当年留下的城市下水道,狼狈地逃向济南。 当王耀武看到这个面目全非的老乡兼学弟时,他心里便已预感到了结局。上司的性格他太了解了,打不赢可以,但绝不能逃得如此窝囊。周村一万多人不到一天就全军覆没,这个责任太大了,必须有人来承担。 于是便有了那场送行的酒宴。王耀武无法改变上头的决定,他能做的只是在同僚走向刑场前,给予他最后一点属于袍泽的体面。 信息来源: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集粹 军事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 人物志 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35年,红军伪装成敌人过封锁,遭敌人盘问,正要放行时,一战士见敌人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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