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巴列维时代的伊朗，那时候伊朗妇女可以自由的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女生可以穿高跟鞋、牛仔裤、裙子、烫发，甚至是自由恋爱都可以。 当时的伊朗在巴列维推行的“现代化”政策下，城市化加速，工业发展迅猛，教育体系也在模仿西方，石油红利让国家收入大幅提升，在中东也有了重要的话语权。 现代都市景象的确令人羡慕，但它的背后是资源集中在高层和城市精英手中，那些住在城市别墅区的人能用上最先进的家电和服务，而被遗忘的乡村、工人和穷人，他们的生活却并没有多大改善。 当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惠及所有人，政府把注意力放在大项目、城市基建和军队扩张，依赖石油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外资大举涌入，但这样一来，本地的小企业生存压力增大，许多传统行业也逐渐式微。 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上层阶级的富有与下层普通人的拮据形成鲜明反差，很多百姓发现，自己和所谓的“美好生活”之间，隔着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农民、工人甚至部分年轻学生，开始感到自己被边缘，国家的飞速发展和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 西化的生活方式也开始慢慢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学校里推广西方教育模式，公共空间装饰得越来越现代，饮食、娱乐、穿衣打扮也向国外看齐，这让很多受传统熏陶的伊朗人产生了矛盾心理。 老一辈和宗教家庭总觉得社会风气变得太快，传统道德观念和年轻一代渐行渐远，宗教领袖们对此也越来越有意见，抱怨国家日益世俗化，宗教还被政府边缘化，一些有信仰的人和底层群众开始抱团，大家都期待着能有改变现状的机会。 在这样的气氛下，霍梅尼逐渐成了越来越多人的精神领袖，他流亡海外期间，不断通过录像、文字等方式，向伊朗社会传递批评巴列维政权的信息，指责专制、腐败和极端西化。 霍梅尼提出要把国家改造成真正公平的新社会，不让权力和财富只掌握在小部分人手里，他承诺要推动社会平等、限制外资，把石油收入用在大家都能看得见的福利项目上，比如住房、教育和医疗。 霍梅尼称自己要用伊斯兰教义唤醒民族认同，也希望把更多资源分给老百姓，很多普通人听着觉得这才像是为他们说话。 渐渐地，由城市工厂工人、农村青年、宗教家庭和一批高学历但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等组成的支持群体越来越庞大，这些人上街游行、举牌抗议，整个国家从首都到地方都骚动起来了。 1978年底，抗议潮越来越大，示威者不止质问经济和社会不平，还喊出了要求变革体制、恢复宗教地位的口号，巴列维王朝刚开始还试图弹压，可很快，连最死忠的官员都发现大势已去，在如此规模的街头运动下，巴列维家族终究无法力挽狂澜。 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霍梅尼回国之后成立了全新的体制，也就是后来的“伊斯兰共和国”，各种国有化政策很快落地，原来的外资企业被收归国有，石油利益主要用来修建房屋、提升教育水平、改善医疗服务。 全国上下都把改善底层人生活作为政府口号和目标，宗教规范则替代了大众熟悉的世俗生活方式，女性的穿着自由收紧了，工作和生活也受到阿訇和穆拉们更大监督，街头景象再不是原来的样子，社会秩序和规则大幅改写。 新体制在头几年让一部分穷人生活有了改善，国家也暂时减小了贫富分化，但很快各种实际问题涌现——国有化和外部封锁拖累了经济，战争压力增大，资源也开始紧张。 有的人享受到了更多保障，但也有不少人感觉丧失了之前的自由和多样，社会争议并没有停息，只是从一类问题变成了另一类。 即便这样，伊斯兰共和国依然代表了1979年那场大变革中，伊朗老百姓的集体意愿和期待，无论他们后来是否满意这些结果，都要承认体制更迭彻底改变了国家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