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子赡养母亲30多年，大哥和二姐从未管过。岂料母亲突然去世，大哥却提出将母亲名

小儿子赡养母亲30多年，大哥和二姐从未管过。岂料母亲突然去世，大哥却提出将母亲名下的房子卖掉——那套市值800多万的老洋房，要求三兄妹平分。 灵堂的白烛还在摇曳，大哥赵建国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指尖夹着的烟蒂落在红木茶几上，烫出焦黑的印子。“妈这房子，地段好，少说值八百万。”他用打火机敲了敲茶几，声音盖过诵经的木鱼声，“我和二姐商量了，三家平分，每家两百多万，也算妈给咱留的念想。” 赵卫国攥着孝帕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泛白。30年前父亲去世，大哥二姐以“工作忙”“嫁出去了”为由，把瘫痪在床的母亲丢给刚成家的他。那时他在工厂当学徒，妻子抱着襁褓里的儿子，挤在10平米的棚屋，却要每天骑车半小时给母亲送饭擦身。母亲后来能拄拐，也是他背着跑遍各大医院，硬生生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 “平分？”赵卫国的妻子林秀突然站起来，围裙上还沾着熬粥的米渍，“大哥，妈躺床上那十年，是谁半夜起来翻身？是谁卖了老家的地给妈治病？你和二姐除了过年送两箱奶，管过什么？” 二姐赵建敏在一旁嗑着瓜子，眼皮都没抬：“话不能这么说，都是妈的孩子，房子本来就该均分。再说了，卫国你照顾妈，妈不也把退休金都给你了？” “那点退休金连医药费都不够！”林秀的声音抖了，“去年妈摔断腿，住院费十万，你们俩各出了多少？还不是我们东拼西凑！”赵建国把烟蒂按灭在茶几上，不耐烦地说：“过去的事提它干嘛？房产证上是妈的名字，没立遗嘱就得按继承法来。” 赵卫国一直没说话，只是盯着母亲的遗像。照片上的老人笑得温和，眼角的皱纹里满是岁月的痕迹。他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房子…给卫国…”当时他以为母亲说胡话，没往心里去，如今却像根刺扎在喉咙里。 “我不同意平分。”赵卫国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却坚定，“这房子，是妈留给我的。”赵建国嗤笑一声：“空口无凭！有遗嘱吗？没遗嘱就得三家分，不然咱法庭见！” 接下来的几天，大哥二姐天天上门闹。赵建国甚至带了中介来看房，钥匙在锁孔里转得哗啦响，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林秀气得堵在门口骂，却被赵建敏指着鼻子骂“泼妇”。赵卫国躲在母亲的房间里，摸着墙上母亲亲手绣的十字绣，那是她病好后花了三年绣的“家和万事兴”，如今针脚间全是讽刺。 这天深夜，赵卫国翻出母亲的旧木箱，想找找有没有遗漏的东西。箱子底垫着蓝布，下面压着个红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本房产证，还有封信。信是母亲五年前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用不灵活的左手写的：“卫国，妈知道你辛苦。这房子就留给你，别让你哥姐抢了去。妈对不起你，没给你好生活…” 赵卫国捏着信纸，眼泪滴在“对不起”三个字上，晕开深色的痕迹。第二天一早，他把大哥二姐叫到家里，将房产证和信拍在桌上。赵建国看完信，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突然吼道：“这信是伪造的！妈哪会写字！” “是不是伪造的，去做笔迹鉴定就知道。”林秀冷冷地说。赵建敏拉了拉大哥的袖子，低声说：“别闹了，真闹上法庭，咱没理。”赵建国甩开她的手，却也没再说话。 僵持间，社区调解员来了。他翻看了信件和赵卫国提供的赡养记录——厚厚的一叠病历、缴费单，还有邻居们按了红手印的证词。调解员叹了口气，对赵建国说：“根据《民法典》，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你们俩这么多年没尽义务，还好意思来分房？” 赵建国的脸憋得通红，突然指着赵卫国喊：“你不就是图这房子吗？装什么孝顺！”赵卫国没理他，只是走到母亲遗像前，轻轻擦去相框上的灰尘。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上，那些褪色的金线，突然有了温暖的光泽。 最终大哥二姐灰溜溜地走了，临走前赵建敏还嘟囔着“便宜你了”。林秀想追出去理论，被赵卫国拉住了。“算了，”他看着母亲的遗像，“妈要是知道我们为了房子吵架，该伤心了。” 房子最终没卖，赵卫国和林秀搬了进去。收拾母亲的卧室时，林秀在枕头下发现了个布袋子，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钱，还有张纸条：“给孙子娶媳妇用。”赵卫国数了数，整整二十万。他想起母亲总说“我没钱”，每次塞给她零花钱，她都偷偷藏起来。 如今老洋房里，依旧摆着母亲的遗像，窗台上晒着她爱吃的梅干菜。赵卫国时常坐在客厅里，看着墙上的十字绣，想起母亲活着时的点滴。那套房子不是简单的遗产，而是母亲用后半生的沉默和偏爱，为他撑起的一片天——这片天里，有30年的风雨相守，也有血脉里最朴素的公平。至于大哥二姐，从此便像消失在人海里，再没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而赵卫国知道，守住这房子，就是守住母亲的念想，也是守住自己问心无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