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清华四子”之一的诗人朱湘，给妻子买了她爱吃的糖，妻子吃了之后故意说“不甜”。没想到第二天，朱湘却跳进江水里。 12月3日傍晚，诗人朱湘攥着油纸包往家赶，指节都捏得发白。 包里是妻子刘霓君最爱吃的苏州饴糖。谁能想到，这包糖竟成了他留给妻子的最后礼物。 推开阁楼木门，昏暗的煤油灯下，刘霓君正在补袜子。那双灰布袜上，补丁一层叠着一层，细密的针脚密密麻麻。 朱湘剥开一块糖放进她嘴里，声音发颤地问：“甜吗？” 刘霓君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过了好久才说：“不甜。” 当晚，朱湘在稿纸上不停地写“甜”字，墨水晕染开来，变成一团团黑色印记。 凌晨时，他把最后一首诗《摇篮曲》折成纸船，轻轻放在熟睡的妻子枕边。 第二天一早，他提着行李出了门，再也没回来。 1904年，朱湘出生在湖南沅陵的官宦家庭。父亲朱延熙是张之洞的门生，母亲是张之洞的侄女。 按理说，这样的出身该是衣食无忧，可命运却早早给了他磨难：3岁丧母，11岁丧父，朱湘被大哥接到南京生活。 在大哥书房里，他第一次读到拜伦的《唐璜》。那些充满激情的诗句，一下子点燃了他的心。 可大哥不理解，拿着戒尺敲他额头骂：“读这些洋人的诗有什么用？能填饱肚子吗？” 1921年，17岁的朱湘考上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文学社，他认识了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四个人才华出众，被大家称作“清华四子”。 但朱湘这人性格太倔，看不惯学校只看重分数的做法。当时学校有个“吃饭点名”制度，要求学生必须按时到食堂签到。 朱湘觉得这规矩限制自由，多次拒绝遵守。最后，他被学校开除了。 离校那天，他在宿舍墙上用炭笔写下：“人生是用来奋斗的，可清华只知道钻分数；人生充满变化，可清华只有单调。” 1923年，朱湘与曾为未婚妻的刘霓君在上海重逢，彼时她已是纺织女工，却仍保持读书习惯。两人在城隍庙定情，朱湘以‘云霓’为她取字‘霓君’。 1924年，他们在南京举办婚礼。婚礼上，司仪让新人给大哥行三跪九叩大礼，朱湘却挺直腰板说：“我只鞠躬，不磕头。”大哥气得直接走人，婚礼现场一下子乱了套。 婚后，刘霓君卖掉嫁妆为他买《拜伦诗选》，两人在小阁楼里过着清贫却诗意的生活。 1927年，朱湘赴美留学，为省钱每日步行五英里上学，在寒夜里坚持翻译海涅的诗。1928年，儿子小沅出生后，他因不满教授对中国的歧视多次转学，最终未完成学业，却坚定地说：“我宁愿饿死，也不能让洋人践踏我的尊严。” 1929年，朱湘回国，当上安徽大学英文系主任，每月有三百银元的收入。他在安庆租了带花园的洋房，种满了刘霓君喜欢的茉莉花。 日子刚开始好转，1931年，长江突发洪灾，一切都没了。学校发不出工资，小沅也因为营养不良夭折了。 朱湘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哭着对刘霓君说：“是我害了他。” 1932年，安徽大学把“英文文学系”改成了“英文学系”。朱湘觉得这是不尊重文学，气得拍桌子：“文学是有灵魂的，不是冷冰冰的工具！” 他直接辞职，带着刘霓君回到上海。 可这时的上海早就变了样，战火眼看就要烧过来，物价涨得飞快。朱湘靠写文章换钱，但他脾气太傲，经常得罪编辑，稿费收入很不稳定。 1933年深秋，他在《申报》上发表了最后一首诗《葬我》：“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绿荷叶的灯上，萤火虫时暗时明——”刘霓君看着诗稿，眼泪把纸都浸湿了。 12月3日傍晚，朱湘买完糖回家，正好撞见房东来逼债。刘霓君跪在地上求房东：“再宽限几天，我丈夫的稿费马上就到。” 房东冷笑着说：“稿费？就他写的那些酸诗，能值几个钱？”朱湘攥紧手里的糖纸，指甲都掐进了掌心。 12月4日清晨，朱湘亲了亲熟睡的妻子，提着行李去了十六铺码头。他在船上给刘霓君写了最后一封信：“霓君，我走了。别找我，也别难过。记住，我永远爱你。” 信的末尾，还写了一首没写完的诗：“海涅的诗在我唇边，咸涩的海水漫过舌尖，这是我最后的晚餐——” 12月5日凌晨，朱湘登上吉和轮的甲板。他仰头喝完一整瓶高粱酒，望着江面上闪烁的渔火，轻声念道：“星星望着醒着的人，/人望着睡着的星星。” 说完，他松开手，带着《海涅诗选》，一起跳进了漆黑的江水里。 三天后，刘霓君在码头捡到一本被江水泡透的诗集。扉页上，朱湘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霓君，糖是甜的，生活也是甜的，只是我尝不到了。” 从那以后，刘霓君再也没有嫁人。她把朱湘的藏书卖了三百银元，最后出家当了尼姑。 直到现在，朱湘的尸体都没找到。有人说，他化作了长江里的一朵浪花；有人说，他变成了夜空中最亮的星。 但不管怎样，他留下的诗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对尊严的坚守，对爱情的执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最悲壮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