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日本兵？”妻子躺在床上，眼神发直，气若游丝，山崎宏低下头，手指发抖，停在她额头上。三十年夫妻，这话还是第一次问，他嘴唇动了动，没躲，点了头，她没哭，只是叹了口气：“你没伤中国人，你是个好人。” 山崎宏1908年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祖上行医，他从小家贫，父亲早逝，靠兄姐供养才读完医专，学的是汉方。 原本想着给乡亲看病过一辈子，结果1937年局势一变，一纸征召把他卷进了战争。兄长刚结婚，他怕家中断根，便顶替报名，成了赤柴联队的军医，跟着部队进了中国。 军队开进河北一带，枪响的那一刻，他明白，医学课本上没教过这些，部队进村抢粮、抓人，甚至还有人当着他面，把孩子掐死，说是“太吵”，他眼睛发直，站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口。 有次他试图阻止军官抓妇女，结果被一脚踹倒，差点拔枪指着他，他躲在角落，看见河滩上血流成渠，他那点做医生的自尊，被这场仗踩碎了。 1938年的一个深夜，天阴得像锅底，他背着军医包，趁着换哨，摸出了军营。 那时候日本兵逃跑是死罪，他边走边烧自己那身军装，身上绑着纱布、药瓶和几本汉字医书。 他不会说中文，路上只好装哑巴，混在逃难队里，饿得快晕过去时，是一个山东老农看他瘦骨嶙峋，捡回来扔进了破窑洞。 那年他到了济南，藏在铁路局干活，没人问他从哪来，他也一句话没说，工友喊他“山大夫”，他就默认了这个名字，他偷偷帮工人看病，还把工伤药送到宿舍。 一次工人脚被铁钉扎了，日军警备员问是谁给包的，他站出来说“自己扎的”，被打了一顿，却赢得了中国人的信。 抗战结束，他没有跟着日侨撤离，他觉得自己“还不配回家”，1945年，他在济南郊区租了三间土屋，支起小木牌“山诊所”。 开业头几年，没人信他，孩子跑过门口都绕着走，有人骂他“鬼子医生”，还有人半夜往他家门口扔石头。 他不吭声，谁家孩子发烧，他半夜提着药上门，从不收钱，那年冬天，村里麻疹爆发，他拿出压箱底的蛔虫药方子，熬了三天三夜，救活了几十个孩子。 人们开始悄悄送鸡蛋、红薯当谢礼，他都推回去，只留下一句：“穷病才是恶病。” 他从不问来人是谁，有什么事，走路的、推车的、挑粪的他都看，有时家里只有一碗粥，他也端给病人。 他的诊所不大，却从清晨挤到晚上，有人打听他的过去，他说自己“是逃难来的日本人”，再多不讲。 1952年，他在逃荒人群里认识了刘永云，她从唐山逃来，带着一个女儿，丈夫早没了。 他娶了她，一声不吭地把女孩登记在自己名下，改了姓，结婚三十年，他始终没讲过自己曾穿过那身军装。他怕，说出来，一家人全完。 直到那天，刘永云病重躺床，快咽气了，她拉住他衣袖，轻轻问：“你是不是……”话没说完，他就明白了。 点头之后，他低头痛哭，她摸着他脸：“你从没做坏事，别再难过了。”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70年代，他第一次接到日本家人的信，说可以回家养老，还愿意送他回冈山开诊所。 他回去住了一周，亲戚送了皮鞋、留声机，还有全套诊疗设备，他摇头拒了，说那不是他的地方。 他带着仪器和书回到济南，还向市政府申请日中友好名义下捐赠项目，那年，济南和和歌山市正式结为友好城市，他成了中日交流的“民间桥梁”。 85岁那年，他手还不抖，针灸照样打得稳，他常说：“行医是一种还债。”他拿出老本买了几百册医书，送到乡村小学图书角。 汶川地震时，他已经快百岁，仍托人捐了四千块钱，说：“我挣得不多，心里还是中国。” 97岁，他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签了遗体捐献协议，他写明：愿做中国医学生的教材，愿自己身后再助人一次。 2010年，他悄然离世，身边没摆香炉，也没放日本旗，只有他女儿站在一旁，看着运走父亲遗体的车，小声说：“他是个中国人。” 村里老人提起他，总是一句：“这个山大夫，不坏，是我们的人。” 参考资料：《齐鲁晚报》2008年7月特刊，《山崎宏：把生命留在中国的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