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袁克定流落街头，靠捡拾残羹充饥，表弟张伯驹将他接回府邸。
从昔日权贵到如今的落魄，这巨大的反差，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将袁克定的人生轨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1901年，年仅14岁的他，便被父亲袁世凯送往德国深造军事工程，开始了在柏林工业大学的求学之旅。
他精通德语和法语，工程制图技术娴熟，甚至其翻译的《铁路工程学原理》被德国皇家军事学院采纳为教材。这段求学经历，不仅为他奠定了严谨的学术基础，更让他对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有了深刻的理解。1904年学成归国，更获得德皇威廉二世在波茨坦宫的盛大欢送，并被赞誉为“东方未来的执政官”。
回国后，他步入政坛，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克定被委任为开滦矿务总局的负责人。 看似风光的职位，却隐藏着巨大的挑战。开滦煤矿产量锐减，矿井漏水严重，生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袁克定不畏艰难，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先进抽水设备，并改革矿工工作制度，将每日工作时间缩短至10小时。
这些举措使得煤矿产量在1914年恢复到战前产量的85%，但也因此得罪了某些地方势力。1915年，他被匿名举报“违规采购”，最终无奈辞职。此后，他积极参与了推行帝制运动，参与创办了《顺天时报》，并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为君主立宪进行宣传。 帝制失败后，他负责处理家族财产分割，获得了天津德租界的一处房产和开滦煤矿部分股份，以及占地三千亩的洹上村庄园。但这些财富，在通货膨胀中迅速贬值，到1935年法币改革时，已所剩无几。 抗战时期，他拒绝了日本和汪伪政权的拉拢，宁愿清贫也不做汉奸。晚年，他依靠张伯驹的接济，变卖家传古董以及文史馆的微薄薪资度日，甚至将袁世凯御赐的马具熔化成铜勺，以收集雨水饮用。 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学术研究，1947年完成了《德意志帝国宪法比较研究》，其手稿至今仍被法学界视为珍贵的史料。
1953年，面对新政权的询问，他简洁地回答“不反对”，却用德语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述中国近代化的制度选择。1958年，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留下的遗物，见证了他传奇而复杂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