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也不去，就要跟小鬼子干！”1940年，司令员马千里刚到村里，小鬼子就率500人来包围，八路军只有70人，连长朱志明要派人掩护司令撤退，没想到司令员坚决不走。 那年3月初，马千里带着机关人员和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悄悄潜入了他的家乡东王文村。 目标很明确，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开辟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可危险比预想的来的还要快。 他们一行刚进村不久，汉奸便偷偷溜出村子，直奔附近博兴据点通风报信，驻扎的日军军官得到消息，立刻意识到抓住他是个绝佳的机会，迅速向上级汇报并请求支援，同时联络周边多个据点的日伪军。 很快，一支由五百多名日伪军组成的队伍被紧急拼凑起来，趁着夜色，分多路向村里包抄。 负责此次警卫任务的是特务连连长朱志明，他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进村之后，没有半点松懈，立刻在村子外围各个关键路口撒开了侦察哨，严密监控一切动静。 3月2日的清晨，派出去的侦察员们几乎同时跑回来，村子四周都出现了日伪军的身影，每路都超过百人，距离村子已经只有几里地了，敌情十万火急。 马千里反应非常果断，敌强我弱，硬拼肯定不行，得赶紧组织群众转移，同时部队准备迎敌，争取掩护乡亲们脱险。 但朱志明几乎在司令员话音落地的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一排二排留下跟我阻击敌人，三排，你们的任务最重，立刻保护司令员、机关人员和全体老百姓，马上向东北方向的东山撤离！” 可马千里坚持要和留下阻击的战士们在一起，要亲自指挥掩护乡亲撤退，朱志明罕见地顶撞了上级，语气斩钉截铁：“司令员，现在不是争的时候，整个分区需要您，三排长，立刻执行命令！” 形势紧迫，三排战士们几乎是半劝半拉地将马千里护在队伍中间，连同机关人员和村里惶恐不安的老百姓，迅速撤出了村子，消失在东山的树林深处。 刚刚还显得热闹的东王文村，瞬间变得死一般沉寂，只剩下朱志明身边两个排的战士以及闻讯赶来的少数村民组成的民兵。 算上他自己带来的警卫班，这支即将面对十倍之敌的队伍，满打满算，也只有七十多人，武器装备更是天差地别。 他迅速明确部署，由副连长统一指挥一、二排，民兵全力配合，利用村内一切可以利用的地形构筑简易工事，死守村落要道。 战士们和民兵们立刻动起来，争分夺秒，村民们撤离后留下的麻袋、土筐、木板甚至家里的破旧木箱，都被飞快地填上泥土，堆积在村头巷尾。 可刚开始没多久，日伪军的散兵线已经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向村子涌来，他判断敌人初来乍到，并不清楚村里的真实情况，尤其是主力部队已经撤离的消息。 于是，利用这个信息差，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战士们占据着刚刚堆起的简易工事，一声令下，步枪齐射的同时，一捆捆拉开引信的手榴弹也划着弧线飞了出去。 冲在最前面的日伪军猝不及防，立刻被撂倒了一片，短暂混乱后，敌人迅速就地寻找掩体，利用房屋残墙沟坎躲避，同时组织起强大的火力进行压制。 他深知光靠简陋工事被动挨打不是办法，人员伤亡会急剧上升，决定变阵地阻击为村落巷战，命令战士们佯装不敌，边打边向村子内部收缩。 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村口的日军指挥官看到抵抗减弱，以为八路军已无力支撑，信心倍增，大批日军士兵端着枪就冲进了错综复杂的小巷中。 战斗进行到下午，枪声在各处激烈响起，作为战斗最高指挥官的他，一直保持着对全局的敏锐观察，他藏身于村子相对靠东的一片房区。 糟谷的兵力分割战术固然制造了局部困境，但也带来了新的致命弱点，日伪军的战线被强行拉得很长，导致他们在每一个分割区域的兵力实际上变得分散和薄弱。 哪里有枪声还在密集地响，就说明那里的战士还在顽强抵抗，他决定抓住这个敌人战术转换中出现的新机会。 立刻召集身边的警卫班战士，带领他们直扑枪声最急、最密的方向，很快就遭遇到了正在率队苦战的副连长丁连荣和他的战士们。 两支小队伍顺利合兵一处，战斗力立刻增强到二十多人，马不停蹄又冲向另一处枪响激烈的地方。 守卫在那里的是一排长赵子章，他正带领两个班的战士依托一个坚固的农家大院子拼死抵抗，阻挡了超过他们数倍敌人的进攻，就在他们弹药告急、压力巨大的时刻，院子外面突然响起了一片杂乱的枪声。 战斗的天平在那一刻猛地翻转，朱志明这支机动小队就像一根坚韧的钢针，不断撕裂敌人用以分割村子的薄弱结合部。 他们集中优势兵力，看见哪里出现日伪军的隔离点或巡逻小队，他们边打边行进，不断接应和收拢那些被分割在各个院落、胡同里仍在坚持战斗的零散战士。 激战后的村子安静下来，朱志明立即派人进东山报信，通知司令员和乡亲们战斗结束，同时组织人手打扫战场，小心地安葬那些在战斗中英勇捐躯的战友们。 1946年8月27日，在山东邹平县境内的激烈战斗中，时任团长的朱志明为革命理想献出了年仅二十八岁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