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人民日报》发文痛批包产到户，万里大怒：增产是硬道理 “老张，你见过饿死人的生产队吗？”1977年深冬的合肥火车站，刚下火车的万里裹紧棉大衣，突然转头问前来接站的省委干部。站台上“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在寒风中飘摇，这位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诘问，让在场所有人陷入了沉默。 这个以铁腕整顿著称的老共产党员，在铁道部用两年时间让全国列车准点率从30%提升到90%的传奇人物，此刻面对的却是更棘手的困局——全省28万个生产队里，近半数农民仍在温饱线下挣扎。当他在金寨县漏风的茅草屋里，把棉大衣披在蜷缩在稻草堆里的十岁女孩身上时，指关节捏得发白：“这样的革命老区，我们欠百姓多少债？” 1978年初春的省委会议上，关于“学大寨”的讨论陷入僵局。万里突然推开窗户，指着远处荒芜的农田：“学人造梯田能填饱肚子？把树砍光搞石砌梯田，这是要逼着农民喝西北风！”省委第三书记赴山西参加学大寨会议前，他特意叮嘱：“去了就装聋作哑，回来也别传达”。会后有人私下嘀咕“万书记胆子忒大”，他反手拍在桌上震得茶杯跳起：“怕丢乌纱帽？我这顶帽子本来就是人民给的！” 凤阳小岗村那个寒夜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但鲜少人知的是，就在严宏昌等18户村民按下血手印的同一周，肥西县山南镇的区委书记汤茂林正带着工作组连夜丈量土地。“借地三分”的土政策刚推行三天，就有举报信飞到省农委。万里看到材料时却笑了：“这个汤书记是个人才，饿急了的老鼠都敢偷油，何况是活生生的人？”他在文件上批了八个字：装不知道，看效果。 当小岗村的玉米秆蹿得比人高时，省农委的反对声浪也达到了顶点。某次会议上，有干部搬出《资本论》要辩论生产关系，万里直接打断：“你背的书能当饭吃？我只要三组数据——去年饿死多少人？今年能增产多少？农民碗里能多几粒米！”这话传到北京，某位老同志痛心疾首：“万里要犯路线错误”，他听说后反而松了口气：“总算有人注意到安徽了”。 1979年麦收季节，山南镇小井庄的晒谷场堆起十年未见的粮垛。老会计扒拉着算盘珠子突然嚎啕大哭：“交完公粮还能剩三成，祖宗显灵了啊！”而在三百里外的小岗村，严宏昌带着村民赶着驴车去粮站，二十年来第一次不用干部催缴公粮。粮站主任看着盖满红手印的账本直挠头：“你们这是唱的哪出？”严宏昌把粮袋重重一放：“唱的是包干到户，直来直去不拐弯！” 《人民日报》的批评文章传到合肥时，省委食堂正在开民主生活会。万里把报纸拍在饭桌上，半碗阳春面溅得满桌汤水：“说我们搞资本主义？那就请写文章的人来安徽看看！”他连夜组织写作班子，用二十七个生产队的实收数据制成表格，派人直送中南海。报告末尾特意加了段农民顺口溜：“大包干，不拐弯，交够国家留集体，锅里有米心不慌”。 1980年开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争论陷入胶着时，邓小平突然拿起安徽的报告：“我来讲个故事，皖南有座山叫‘饿死岗’，去年改名‘丰收岭’了。”会后下发的75号文件里，那句“边远山区可以包产到户”被铅笔划了又划，最终变成正式条文。有意思的是，文件印发当天，万里正在皖南山坡教农民嫁接板栗，听说消息后只是摆摆手：“该琢磨怎么让农民吃上肉了”。 在六安某公社的谷仓前，老农把新收的稻谷塞进行李箱要送给万里，被警卫员拦下后急得跺脚：“你就说这是‘硬道理’，万书记懂的！”这个细节后来被写进省委简报，据说某位领导人批阅时笑出了声。而远在凤阳的严宏昌，此刻正盯着家里新买的收音机发愁——粮仓满了，得学学怎么捣腾山货了。 从金寨茅草屋里的那件棉大衣，到中南海会议桌上的红头文件，这场持续三年的“对赌”终以粮满仓廪告终。当“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传遍大江南北时，那位铁腕书记却开始盯着外贸报表发呆：“光种粮食可不行，得让农民学会做买卖”。他或许没意识到，自己推开的不只是农村改革的大门，更是整个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第一道缝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