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军上将王陵基逃到李文的兵团部，半夜去偷听，发现李文准备起义，吓得他将携带的黄金大部分扔到一口枯井中，余下的和手下分掉，然后各自逃命。 那年12月成都乱成一团，老蒋前脚刚坐飞机离开，城里的大小官员和部队都急着找活路。 王陵基挂着四川省主席和保安司令两个头衔，算是四川地面上最大的官了，他在川军里辈分特别高，连刘湘、杨森这些大将领都得规规矩矩叫他一声“老师”。 老蒋眼看形势不对，专门把他从江西调回来，指望靠他在四川老家顶住局面，王陵基也不含糊，又是调兵又是布防，还成立了“四川民众戡乱自卫委员会”，弄了二十个机动联队。 可不到一年功夫，解放军就打进了四川盆地，成都眼瞅着守不住了。 十二月初，他心里开始发毛，悄悄解散了省政府班子，带着民政厅长、田粮处长几个心腹坐上新轿车就往外跑。 成都街上乱得不成样子，到处是乱窜的溃兵，车子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摸到大邑县。 刚住下就听说解放军离县城只有四十里地，吓得他连车带行李全扔了，让大部分随从自谋生路，只留三四个贴身的往山里钻。 可那年他都六十三了，没走多远就喘得不行，两条腿直打晃，想想这么躲不是办法，他又掉头回成都，想找胡宗南的部队，当时胡宗南号称在成都郊外摆了二十万大军。 赶到城里才知道，胡宗南三天前就坐飞机跑了海南岛，他气得在司令部直跺脚，抓电话就打给台北告状。 电话那头倒是客客气气，让他去凤凰山机场等着，保证派飞机来接，然而，他在机场等了一宿，连个飞机影子都没见着。 天快亮时他死心了，明白飞机不会来了，匆匆带着人往西南方向逃，跑到蒲江县五面山，正撞上李文带着残兵败将躲在那里。 见到老熟人，他刚松了口气，就听到对方开口说准备向解放军投降，这话把他吓得浑身发软，他在江西当省主席时催粮逼死过官员，在四川又刚批了杀害革命人士的文件，要是跟着投降准没好下场。 12月24日深夜，他趁李文部队不注意，带着心腹摸黑跑了，第二天天没亮，李文果真带着几万人缴了枪。 得知此事的他更慌了，怕李文供出他的行踪，走山路都专挑悬崖边的羊肠小道。 连续逃亡五六天，他累得实在撑不，。看着身边跟着的十几号人，觉得目标太大容易暴露。 等走到一处荒坡，他叫人把随身带的金条全扔进一口枯井里，又给每人发了点钱，当场把队伍遣散了，他则换上身旧蓝棉袍，戴上墨镜扮成贩盐的商人，一路往乐山方向走。 成都解放后，众人搜遍城里城外都没找到他，原来他盘算着亲家杨某在宜宾城里当轮船公司经理，就悄悄找上门去。 杨家把他藏在僻静房间，一日三餐由保姆送到门口，这么藏了二十多天，帮他联系了去泸州的永利号运盐船，想走水路再转重庆。 1950年2月6日天没亮，他裹紧棉袍钻进船底舱，船刚开过南溪县，宜宾公安处就接到杨家保姆举报，说船上藏了个国民党大官。 公安人员起初怀疑是宋希濂，后来才弄清是王陵基，赶紧通知下游拦截，孙重远接到电话时，永利轮已经开过南溪。 公安干警分三路堵在长江边，一路守上游牛角坝，一路蹲江安码头，一路卡下游水道。 船到江安时，战士们喊话不管用，旗语也不理，最后三路一齐开枪才逼停了船。 孙重远带人上船检查，按“戴眼镜、穿蓝棉袍”的特征，查出四十多个可疑的，最后押走八个嫌疑最大的。 审讯时有个自称“戴正名”的盐贩说话露了馅，他说“王陵基早飞台湾了”，可普通盐贩哪会知道这种事？ 在那之后，找来王陵基的老部下金叔衡帮忙辨认，金想起他高度近视的特征，故意让他在院里走一圈，果然见他深一脚浅一脚，这才确认身份。 被抓后被送往北京功德林，刚开始他连生活都不会自理，挤牙膏能挤出一尺多长，刮胡子刮得满脸是血，同被关押的杜聿明看不过去，天天帮他刮胡子。 在战犯管理所里，他起初态度顽固，后来听到毛主席关于“给出路”的讲话，又参观各地建设，慢慢有了转变。 1958年他还主动报名去秦城农场劳动，七十六岁的人发明了苞谷脱粒法，干活挺卖力。 1964年12月28日，他七十八岁时被特赦，拿到公民证时激动得手直抖，还给他安排了住处和生活费，让他在北京安度晚年。 3年后，他病故终年八十五岁，这个在四川呼风唤雨的“王灵官”，最后十几年活得安静平常，和当年带着金条逃命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