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和平起义前，我党的代表李明灏要求陈明仁军统特务李健钧交给我党处理，但陈明仁听后勃然大怒，说：“毛健钧所做所为，都是我的命令，今天清算他，明天就要清算我，这还了得？把通电稿撕掉不搞了，限明天上午8点，一定把毛健钧开释，用飞机送走。不然的话，我就从城内一路杀出去。” 李明灏看到情况不对，立刻改口，说这要求不是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可能是唐生明个人的意思，但陈明仁并未尽信。 最后，李明灏甚至发了重誓来撇清关系，陈明仁的反应，深层原因有几个，一方面，他确实想看看对方在起义关键时刻能不能给予足够的信任和让步。 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留有余地，担心将来被翻旧账，其实，毛健钧这个人本身的作为并不足为虑。 陈明仁当初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就是别有用心，长沙警备司令部原先的稽查处处长是老牌特务吴建树，经验丰富，手段老辣。 陈明仁为了控制局面，特意撸掉了吴建树的官职，破格提拔了人微言轻的毛健钧来接任。 这个毛健钧，虽然心里可能很想为国民党效力，立个功什么的，但他资历太浅，底下没啥真正听使唤的人，想做事也困难重重。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背后都有国民党高层官员提供保护伞，毛健钧就算掌握了些线索，也没那个胆量和实力去动人家。 至于长沙街面上的一些群众游行和活动，他那个稽查处的几号人根本管不过来，必须要长沙警备司令部派遣正规的军警才能弹压。 而这个派遣权，恰恰掌握在陈明仁的得力部下、时任司令部参谋处长罗文浪的手里。 罗文浪完全领会陈明仁的真实意图，每次毛健钧报告要求调兵去对付游行活动，他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或者慢吞吞地下达命令。 结果常常是，等司令部安排的军警慢悠悠地走到半路，街面上的热闹早就散场了，毛健钧只能干瞪眼。 为此，毛健钧私下里也没少发牢骚，甚至怀疑罗文浪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勾结，所以说，毛健钧这个稽查处长，只是个被架空的虚名，有名无实，根本掀不起大浪。 真正的权力枢纽，牢牢控制在陈明仁和亲信手中，毛健钧不过是他们刻意摆在台面上的一个幌子。 然而，在我党地下组织看来，毛特务作为明面上的军统特务头子，位置敏感，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信号，必须清除掉。 黄克虎的回忆也提到，起义前两天，他接到了唐生明的通知，称地下党要求立即控制毛健钧，不必再走陈明仁的程序请示。 由此可见，确实是我党方面急切地想除掉这个人， 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黄克虎设局，趁毛健钧到他办公室时，直接将其扣押了。 扣住人后，黄克虎自然向顶头上司陈明仁报告了此事，陈明仁当时的反应很微妙，他听了汇报，没明确表态是支持还是反对抓捕，只是沉默着没说话。 然而，随后发生的李明灏代表组织索要毛健钧事件，立刻让陈明仁炸了锅，引发了开头的那场激烈冲突。这场风波差点直接危及和平起义的大局。 那么，最终是什么促使陈明仁下决心非要放走毛健钧呢？关键还在于别人点醒了他一句话，有人提醒陈明仁，毛健钧过去干的事，说到底都是听你陈司令官的命令行事，他压根儿不知道你要起义这回事。 你现在要把他交给共产党，那不是把他往死路上推，这让其他跟着你的老部下、老兄弟看到了该怎么想，这不就是出卖自己人吗？ 听到这番话，陈明仁依然没有立即答复，但他显然是听进去了，心里有了想法，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和权衡利弊，在8月4日，也就是正式宣布湖南和平起义之前的关键时刻，陈明仁还是决定动用权力，秘密下令释放了毛健钧，并安排飞机把他送走了。 回过头来细看这件事，毛健钧这个人本身在长沙其实起不了什么决定性作用，顶多算个小角色，真正揪住他不放，表面看是为了清除特务隐患，实质上却触动了陈明仁心底最敏感的神经。 李明灏的索要行为，在陈明仁眼中，被解读成了对他未来处境的一种巨大威胁信号，今天能要毛健钧，明天会不会清算到我头上？ 这场风波因此差点酿成大祸，将长沙和平起义整个计划都拖入险境，而陈明仁最后选择不惜以“撕毁协议”、“一路杀出去”的激烈姿态保护毛健钧并最终将其送走。 表面上是保护一个“忠诚部下”的道义招牌，深层次地，也是在那个前途未卜的历史转折点上，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一种心理上的安全保障。 说到底，他内心深处，对将要投向的一方，依然存有不小的疑虑和戒备，这件事就像一个水花，那个特殊历史关口人与人之间、派系与派系之间复杂纠缠的信任危机和利益考量。 信息来源： 黄克虎回忆录《从旧军人到革命干部——我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