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欠了我们家400块大洋，现在我们家经济困难，可以还给我们吗？”2015年，一位老人走进孝感市人民政府，拿着一张80多年前的欠条，对工作人员说道。 2015年深冬，孝感老城区冷得刺骨。76岁的杨明荣紧紧攥着一张褪色的毛边纸，站在市政府大楼前。 这张纸条只有12厘米长、4厘米宽，边缘已经焦黄。可攥在手里，杨明荣却觉得它分量很重。 走进接待室时，杨明荣喉咙发紧。85年前的那个冬天，爷爷杨长银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把400块大洋塞进了红军战士的背包。 1930年11月，孝感大悟山，红一军一师第七大队的战士们，穿着单薄的灰布军装，在观音湖畔的竹林里搭窝棚住。 分队长涂杏看着战士们冻得发紫的脚趾，眉头拧成一团。全营300人，已经整整三天没盐吃了。 杨长银蹲在自家土灶前，望着锅里能照见人影的菜糊糊，重重叹了口气。 红军进驻观音湖后，他就发现这支队伍不一样。战士们宁可睡在野地里，也不进百姓家门；帮忙收割稻谷时，连掉在地上的稻穗都会仔细捡起来。 甚至有个小战士摘了他家两颗枣子，第二天还专门捧着半块银元来道歉。 “杨叔，我们想跟您借点钱粮。”涂杏的声音响起。23岁的他，满脸歉意，“部队马上要开拔去阳平口，战士们连双像样的草鞋都没有。” 杨长银没说话，起身掀开土炕的席子，露出藏在砖缝里的陶罐。罐子里的300块银元，是他给儿子准备的娶亲钱。 “我再去凑100块。”他突然说，“但借条我不要。” 涂杏连忙摆手：“不行！红军有铁律，借东西必须打条子。” 说着，他摸出钢笔，在毛边纸上认真写下：“因红军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待革命成功后，定当如数奉还。” 杨长银怎么也没想到，这张借条会成为杨家三代人的命根子。 1943年，国民党保安团冲进观音湖搜捕红军家属。杨长银冒着被枪毙的危险，把借条藏在了屋檐下的瓦当里。 他对儿子杨文顺说，“就算脑袋掉了，也不能让借条丢了。这是咱们家跟红军的契约。” 杨文顺记得，父亲临终前紧紧攥着他的手，浑浊的眼睛里闪着光：“等新中国成立了，你拿着借条去找政府。不是为了要钱，是要让后人知道，咱们杨家对得起红军。” 1982年，杨文顺郑重地把借条交给孙子杨明荣，还特意用红绸布包了三层：“这是你爷爷用命换来的，比金子还贵重。” 杨明荣把借条锁在樟木箱底，这一锁，就是33年。 2015年春天，老伴的医疗费账单像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颤抖着打开箱子，泛黄的借条上，“涂杏”两个字依然清晰如昨。 他对着借条喃喃自语，“爷爷，对不起。我实在走投无路了。” 孝感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文物专家陈教授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着借条。 “从纸张纤维和墨迹氧化程度看，确实是民国时期的东西。”他指着落款处的“涂杏”说，“根据《孝感县志》记载，1930年红一军一师七大队确实在这一带活动过。” 财务科的老王却犯了难：400块大洋，按1930年的购买力，该折算成多少人民币？ 他翻出泛黄的《湖北物价志》，发现当年一块银元能买40斤大米。 “按现在的米价算，大概是24000元。”但他又犹豫了一下，“不过，这张借条承载的历史价值，远不止这些。” 最终，孝感市政府做出决定：按1:100的比例，兑付4万元人民币。 2015年12月28日，当杨明荣接过红彤彤的存折时，双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 “政府没有忘记我们。”他抹着眼泪说，“我要把这笔钱捐一半给村里的小学，让孩子们永远记住红军的恩情。” 在湖南汝城县文明瑶族乡，也有一个关于红军借条的故事。 1996年，村民胡运海在厨房墙壁的洞里，发现了一张借条：“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鸡12只。”落款是1934年的红军司务长叶祖令。 据胡运海的族弟胡丙灯回忆：“当年红军战士们饿得啃树皮，却坚持打借条。我爷爷说，叶司务长临走时哭着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还钱。’” 1997年，当地政府按市价折算，向胡家兑现了1.5万元。胡运海当即捐出1万元，为村里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 在甘肃正宁县，穆长青拿着58年前的借据，从政府领到了8万多元。借据上，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印章依然清晰。 “这不是钱的问题。”穆长青说，“这是红军对老百姓的承诺，是共产党的信用。” 杨明荣至今记得，政府工作人员告诉他，当年的400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4万元。 “爷爷要是知道，肯定会说太多了。”他摸着借条上的折痕，仿佛触碰到了爷爷的体温，“红军连一颗枣子都要付钱，这就是他们能打胜仗的原因。” 如今，这张借条被收藏在孝感市博物馆。展柜的玻璃上，映着参观者们肃穆的神情。 在汝城、在正宁、在无数个红色故地，这样的借条正在被重新发现。它们见证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