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伐10万人能打，北洋军阀80万人？其实所谓的三大军阀，还压根彼此就不团结，彼此都是死敌。孙传芳和张作霖干过架，把张作霖从南方赶跑了。孙传芳和吴佩孚也不对付，孙传芳是从直系叛逃的属于叛徒，吴佩孚和张作霖就更不用说了，两次执方战中打了突破血流的，这仨人绑一块800多个心眼，怎么可能一起打北伐军。 还有一点就是，人民的选择。 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北上，沿途百姓的反应与此前军阀部队过境时截然不同。 沿途百姓不但不恐惧，反而真心欢迎这支宣扬“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军队。 他们主动送水送粮，热情引路，甚至传递情报，这在军阀横行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国民革命军的将领曾感叹，民众的欢迎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支军队是为他们争取解放。 相较之下，旧军阀所到之处，往往民怨载道，人民能分清谁是保护者，谁是压迫者。 北伐的胜利也点燃了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农民运动，到1927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已达九百万之众。 这些觉醒的农民，或支援前线，或独立作战，成为北伐的坚实后盾。 例如平湘战役的胜利，农民的支援起到了关键作用，《民国日报》曾称其力量全在农民。 民众力量与武装力量的结合，释放出旧势力无法抵挡的能量。 与民众支持相辉映的，是北伐军的战斗意志，黄埔军校为北伐军输送了大量有坚定信仰和纪律的基层军官。 他们或许在战术理论上尚不成熟，但在军校接受的严格纪律和民族主义精神熏陶，使他们与旧军阀军官迥异。 如杜聿明、胡宗南等人，当时虽是基层军官，却已展现新军人风貌，甚至黄埔毕业生在后来的抗战中极少投敌。 反观北洋军阀部队，其构成与斗志则显得十分低下，军阀士兵多为钱粮而战，缺乏信仰。 粟裕将军回忆，他曾仅带三名战士，就敢追击上百敌军，并成功俘虏一百多人，那些俘虏甚至不敢反抗。 北洋军阀间的战斗，很多时候如同儿戏。 第一次直奉战争，双方号称二十万大军，伤亡却不过两千，这竟被外媒称为“辛亥后最惨烈一战”。 段祺瑞甚至下令不用重炮，怕伤亡过重，张勋与段祺瑞交战，耗弹三百万发，仅毙敌二十八人。 军阀们似乎更重姿态，能用钱解决便不动武。 还有北伐军的崛起，苏联的援助亦功不可没。 1924至1926年间，苏联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供了包括步枪、机枪、火炮乃至坦克飞机在内的大量军火，总值近四百万卢布。 此外还有超过一千二百万卢布的直接经济援助，部分用于黄埔建校。 更重要的是，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参与北伐的策划与指挥，北伐总计划便出自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之手。 从总部到师一级，几乎都有苏联顾问，他们带来了海陆空协同等现代战争理念，对旧军阀形成降维打击。 但压垮北洋军阀的，还有其自身的腐朽，首先是各大军阀派系内部的不团结。 吴佩孚手下有地方武装阳奉阴违，孙传芳虽号称“五省联帅”，但对各省武装控制有限，安徽督办陈调元就视其为叛徒，暗图他投。 江西部队更是派系林立，有首领甚至暗通北伐军，这种内部不稳，导致战争未开，军阀叛逃已现。 北伐军与孙传芳交战，广东政府一通电话，赣军师长赖世璜便叛变，全盘交出作战计划。 浙江省长夏超，更是在北伐军兵临城下时，宣布加入革命军。 比内部不团结更致命的，是各大军阀间的互不信任。 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之间积怨已久，孙传芳曾将张作霖势力逐出南方，他与吴佩孚也因其叛出直系而关系不睦，吴佩孚与张作霖更是两度大战，仇深似海。 他们不可能真正联手对抗北伐，北伐军首攻吴佩孚时，吴起初不以为意，待反应过来已晚。 旁边的孙传芳则坐视不救，盘算渔翁得利。 待北伐军收拾完吴佩孚转向孙传芳，远在东北的张作霖虽想驰援，却鞭长莫及，最终自身难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