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说：“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曙光初现，整个国家都站在了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毛主席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深邃的思考，向全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告诫：“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且着重强调“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主席对中国历史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他就像一位历史的研究大师，对秦始皇、项羽、汉高祖、唐太宗、朱元璋以及农民领袖李自成、洪秀全等政权的盛衰兴亡原因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迅速衰败，到项羽因骄傲自满而最终败亡；从汉高祖刘邦知人善任、艰苦奋斗建立大汉基业，到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辉煌；从朱元璋以布衣之身成就帝业却因子孙懈怠而使明朝走向衰落，再到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虽一度取得胜利却因内部腐化而功亏一篑。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让毛主席深刻认识到，革命胜利后，党内极有可能滋生骄傲情绪。 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和判断是无比正确的。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新政权即将建立的关键前夕，毛主席“深思远虑”，他最为忧心的首要问题便是“守成”问题。他深知，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绝不能在胜利之后因为一时的懈怠而付诸东流。他用“艰苦奋斗”来告诫全党，就是希望党和军队能够继续保持战争年代那种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那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作风，从而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艰苦奋斗是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摆脱困境、恢复经济、巩固政权的唯一选择。新政权成立之初，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财政经费极其紧张”。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落后，交通设施破败不堪。要恢复生产，让工厂重新运转起来，让农田重新焕发生机，让交通恢复畅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然而，当时战争还在继续，支援战争的开支浩大无比。 为了支援前线，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大量的资金和物资都流向了军事领域。此外，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一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意味着政府要承担起他们的工资、福利等各项开支，这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人民政府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无法满足支出，入不敷出的局面十分严峻。 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的财政形势，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一方面，采取宏观控制手段，统一全国财政，统一全国物资调度。通过将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政府能够更加合理地调配资源，确保资金和物资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同时，狠狠打击囤积粮食、哄抬物价的不法商人。这些不法商人为了谋取暴利，故意囤积粮食，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飞涨。政府的严厉打击行动，有效地稳定了市场秩序，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另一方面，收紧银根，清理仓库，紧缩编制，节约开支。收紧银根可以减少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抑制通货膨胀；清理仓库可以盘活闲置物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紧缩编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节约开支则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从自身做起，杜绝浪费现象。可以说，建国初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好转，完全是全国人民贯彻党和政府“勤俭建国”方针的结果。 在毛主席看来，供给制能够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避免因工资差距过大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他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官僚主义、等级制度。他认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享受特权。官僚主义和等级制度会脱离群众，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毛主席建国初内心憧憬、主张建立的那个“最美好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