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23年，62岁寇准去世，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宋仁宗拨款让他归葬故土，结果走到半路没钱了，棺木停了足足10年，10年后，宋仁宗想起来，又派人去把他挖出来，继续送回故乡。 雷州，湿热，偏远，杂草丛生。宰相寇准死在这里，一贫如洗，落魄无声。朝廷新主宋仁宗初登大位，派人送葬，拨款归魂，想把这位曾抗辽救国的大臣，送回老家华州。棺木封好，一路北上，走了不过数百里，却因资金告竭，原地停摆。 日晒雨淋，风吹虫蚀，木棺堆在村外，既无碑铭，也无守灵人。行人路过，瞥一眼便走，谁也不知，木盒里躺的是当年朝堂上斩钉截铁、力主澶渊谈判的重臣。朝廷忙国事，财政紧张，仁宗也年轻，谁还记得十年前下过的命令？一停，就是整整十年。 寇准起初不是豪门子弟，出身平民，却因文才横溢中状元。少年意气风发，初入仕途便直言敢谏。赵恒即位后，寇准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后来又做宰相，在澶州亲率文臣军士安抚边军，直逼辽军议和，促成澶渊之盟，稳住北宋边境二十年。满朝皆知其功，却也因刚直而不容于权贵，被弹劾、流放、贬官，最终客死南荒。 临终那年，寇准已是司户参军，职低权轻，俸禄微薄。旧部零落，门客四散，连一口薄棺都要靠赊账度日。死讯传回京城，仁宗惊讶，立刻下旨：以国礼归葬，封赠太子太傅、中书令，命工部拨银修棺成殓，遣人北运。 车队出发时，雷州百姓夹道送行，有人洒泪，有人默哀。沿途县令照章供给，百姓献食布衣，一切看似顺利。然而行至湖南界，送葬使者忽然停步。前款已尽，新银未到，继续走，粮草无着；折返，违命抗旨。朝廷没人再提这件事，国库没再追加银钱，送葬队就在半道扎营，草草搭棚掩埋棺木。 时间一晃十年，朝局更迭，大臣换人。仁宗某日翻旧奏牍，偶然看到寇准归葬未竟之事，忽觉心惊。往日宰相，竟如流尸一般停在荒野十年，岂不让天下寒士心寒？当即召中使，责礼部复查，命再拨款，再遣人，重新启棺，继续北送。 棺木被刨出那天，村人围观，木板已裂，棉衣破损，但尸骨完好。军士抬棺入新车，沿途各地受命接应，快马传信、昼夜不歇，直送华州。到了下邽，乡人出动，老幼焚香跪迎。仁宗命人为其撰碑书铭，亲笔篆额“忠愍之墓”，以表其一生忠直。 朝廷还在华州设祠纪念，地方官修文献、设祭田、年年冬至行礼。雷州西湖后人亦立“十贤祠”，把寇准列为雷地恩人，祠前香火不断，百姓敬之如神。一个被遗忘十年的宰相，终于回到故土，落叶归根。 这一出送葬闹剧，不是喜剧，也非悲剧，而是宋代政治与人性碰撞的缩影。仁宗年轻，初登大位，政务繁重，往往顾此失彼；寇准晚年失势，缺乏党羽支撑，一死便难唤风云。十年无人问津，不是刻意冷漠，是体制缝隙里那点“无力感”的缩影。 可终归是想起来了。哪怕晚了十年，仁宗还记得；哪怕棺木破裂，尸骨未寒；哪怕当年风光再不复，也值得一纸诏书、一方厚土。 有人说，寇准之死，是制度背后的悲歌；也有人说，是帝王权术的延续。但更多人看到的，是一个人不为私欲、不图浮荣、赤诚为国的骨气。哪怕一身破衣，哪怕灵柩搁浅，历史终究给他应得的评价。 青石之下，长眠的不是一位大臣，而是一段被践踏又被缅怀的忠诚。风吹十年，草埋黄土，但灵魂不灭。宋仁宗的追思，民间的传唱，皆在为这个棺木被弃、忠魂未葬的故事收尾——收一份耻辱，也还一份敬意。 历史不会为每个忠臣都写传。但像寇准这样的人，哪怕一度被遗忘，终究还是被记住了。记住他不只是为抗辽，也不仅是为一纸诏书，而是那句永不过时的信念：忠，终有其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