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梁宗岱说：妻子不是我娶的，为什么不离婚！江冬秀大怒：4年了，你才这样说，可真精明！胡适低着头谁也不敢看，江冬秀一拍桌子：你要离婚，先把这些年的账算清！ 桌子震了一下，杯子里的水晃出了几滴。谁都没想到，这场本该私下处理的婚事扯皮，会在北大的办公室里闹成众人皆知的场面。梁宗岱站着，手里还拿着公文包，嘴角抖了一下，却没接话。江冬秀坐着不动，眼神直直，像早就把这出戏在脑子里排练了三遍。胡适低头摆弄着茶盖，像在数缝一样专注，一动不动。 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 梁宗岱二十多岁回国，带着法文博士的头衔，在北大法语系讲课，文采风流，学生众多。他上课不用讲义，张嘴就是雨果、波德莱尔，全靠背。他写诗、翻译、谈艺术，讲康德，手一挥就是“美的真实就是永恒”。办公室的门常开，讲台下的信纸常满，有人送花，有人塞信，连收发室的老王都记不清，哪天谁又来找他借“法语书”。 可这种人，家里有个“童养媳”——这事他从不提。说起来，他的“妻子”何瑞琼，是广东新会人，十几岁就跟着梁家人过门。没摆酒、没嫁妆，也没媒人，她只是在梁家灶房院里长大的一个姑娘。学不会写诗，也听不懂法文。在梁宗岱眼里，是“家里人安排的旧债”，不是“自己选的那个人”。 梁宗岱回国后，两人见面次数屈指可数。他住北平，讲课、写书、交友，何瑞琼在南方，守家、带孩子、等信。四年过去了，没有照片、没有信笺，唯一留下的，是一纸户籍。谁都没主动提过这段婚姻，就像它从未存在过。 直到那年春天，一份民国法院的起诉状，把这场沉默撕开了口子。 梁宗岱想离婚。 消息在北大传开后，没多久，江冬秀出手了。她打电话，把何瑞琼接到了自己家，安排她住进客房，几天后又陪她去打官司。那天胡适正好在场，坐在边上，听见梁宗岱一句：“我并未亲自迎娶这位女子，她是父亲安排的，不应算我之妻。”江冬秀冷笑了一声，拍桌子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一下都安静了。 她是旧式女子，却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比谁都清楚——这不是“诗人情绪”，这是账，家务账，法律账，还有人情账。 这官司从春天打到冬天。 梁宗岱请了律师，写了一堆证明，说婚姻不合法、没有仪式、无夫妻实质生活，要求解除。他讲民法、讲自由恋爱，法庭里用了三种语言：中文、英文、法文。可另一边，江冬秀带着何瑞琼，把这些年的开销、书信、口信全搬上了法庭。一张张纸、一页页账，把“婚姻不算数”的说法驳得干干净净。 法官是北平高院的熟面孔，看了一圈证词，宣判：梁宗岱败诉。 有人说，判决书出来那天，梁宗岱走出法庭，风把大衣卷到肩上。他没说话，直接坐车走了。从那以后，他很少再谈婚姻，也很少谈那几年发生的事。 可事情没那么容易结束。 北大的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人开始质疑：“梁教授说自由，却连婚姻都不敢承认？”有人私下替他说话：“婚姻不是他选的，为何要背这口锅？”还有人提到江冬秀：“这个人，没读书，却能看透这群念书人的花样。” 胡适不表态，他仍旧准时上下课，写他的文章。但那段时间，江冬秀在家里的话多了，语气也硬了。有一天早饭时，她说：“要离婚可以，把家里的账先算清。”胡适没吭声，低头喝了口豆浆，碗底还剩几粒花生米。 那场官司之后，梁宗岱去了广州，开始办刊物、写杂文、讲文学史。沉樱也离开北平，转入南方活动。两人关系后来淡了，再后来各自另组家庭。他不再写长诗，也不谈“永恒的美”。他的文章开始短了，句子直了，不再有大量引文。 何瑞琼回了广东，带着孩子继续生活，没再婚。有人说她后来在教会学校帮忙，也有人说她把孩子送去当兵。没人知道她是否后悔过那场官司，也没人知道她对梁宗岱还有没有念想。她没有写下任何文字，留下的只有名字、户籍和那一纸判决。 江冬秀继续过她的日子，管家、管账、管家族。几十年后，有人问起那年拍桌子时的情形，她没说话，只往茶壶里添了点水。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是爱情故事。 它不是三角恋，也不是才子佳人，而是一桩清清楚楚的民国婚姻纠纷。没有高调，没有热吻，只有纸面上的字、账本上的数、法庭上的争议，还有饭桌上落下的几句“你要走人，把账算清”。 胡适没吭声。江冬秀没让步。梁宗岱没赢官司。 一段关系消失不难，难的是留下的，不肯走的人怎么过。谁错谁对，史书没写清，法院写得很明白。纸落槌响，案结人未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