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当年为什么拒绝工业化？ 十九世纪末，西方炮火轰开了中国大门，曾经的辉煌王朝被推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工业化浪潮，清政府为什么那么费劲，甚至老是摆出拒绝的姿态？很多人简单地归结为愚昧无知，是天朝上国固步自封的傲慢。 但如果说，清廷的决策背后，藏着一个他们自己都解不开的“死穴”——国家的强大，竟然意味着王朝的危机，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怪？正是这种看似荒谬的逻辑，最终把这个庞大的帝国推向了深渊，亲手埋葬了它最害怕的那个结局。 那这个死穴究竟是什么？答案其实很直接，也很残酷：对清廷来说，中国一旦真正强大，几乎就等于汉人力量的崛起。而汉人一强大，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还能稳吗？ 毕竟，人多、文化底子又厚的汉族，一直是满清统治者心里的一个大疙瘩。这种内在的恐惧，让他们一看到任何可能壮大汉族力量的变革，就跟见了“催命符”似的，满是警惕和犹豫。 晚清的洋务运动，可不是清廷主动想搞的，而是在内忧外患的夹缝里被逼出来的。太平天国闹那么大，彻底暴露了八旗兵不行了，当年入关的锐气早没了。眼看顶不住，清廷没办法，只好把希望押在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臣身上，让他们组建新军去平内乱。 这些在前线打仗的汉族将领很快就明白了，光靠大刀长矛，根本干不过洋枪洋炮。于是他们开始主动学西方，办起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些军工厂，想自己造枪炮，学技术来自强。 可是，清廷高层对这些真心高兴吗？一点也不。他们嘴上说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心里盘算的却是怎么利用汉人的力量先解决眼前的麻烦，等危机一过，马上就得削弱这些越来越壮大的汉人势力，生怕“尾大不掉”。 果然太平天国一平定，曾国藩的湘军功劳太大，立刻就让清廷不踏实了。各种削兵权的借口接二连三，慈禧太后玩起权术来更是老辣。 她一边挑拨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一边扶持李鸿章的淮军来平衡湘军，甚至不惜拿“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来敲打湘军势力，一步步把汉族地方大员的权力架空。说到底，在清廷眼里，保住满族统治的铁饭碗，比国家能不能真强大重要多了。 这种“家天下”的私心，在甲午战争里更是暴露得明明白白。北洋水师，那是洋务运动几十年的心血和门面，结果呢？因为朝廷内斗、指挥混乱，全军覆没。当时民间甚至有种说法：“打赢了平东洋，打输了平北洋。”这话难道不是把清廷高层的心思给点透了吗？ 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怎么打赢，而是怎么借机压制汉臣的势力，就算牺牲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战争输了，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李鸿章不仅没得到公道，反而成了替罪羊，被撤职、羞辱，国家元气大伤。可是在清朝权贵看来，只要能压住汉人，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甲午一输，国家危机更重了。到了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和光绪皇帝狼狈西逃。要不是东南那些汉族督抚搞了个“东南互保”，大清国恐怕早就散伙了。 吃了这么大亏，慈禧也回过味儿来，光靠满人是撑不住这个烂摊子了，于是被迫搞起了“清末新政”，重用袁世凯、张之洞这些汉族精英，想挽回局面。 新政刚开始确实有点起色，财政好了点，军队也开始现代化。谁知，局面稍微稳住一点，“崇满抑汉”的老毛病又犯了。清廷赶紧把权力收回到满族亲贵手里，汉族大臣被明升暗降。 等慈禧一死，载沣当了监国，更是变本加厉，弄出个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里头绝大多数是满人，彻底把汉族精英往上爬的路给堵死了。这么一来，连原本对清廷还抱点希望的立宪派，也彻底被推到了对立面，革命的火自然越烧越旺。 回头看晚清，它最大的问题，真不是不知道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而是他们始终把狭隘的民族私利看得比国家利益重，宁愿国家落后挨打，也要保住满族的统治特权。 他们机关算尽，想方设法压制汉族力量冒头，却不知道，这种跟历史潮流对着干的做法，最终反而让清廷彻底失去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精英的支持，自己断了自己的生路。
